（三）文明的标准
    怎么样衡量文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的议题。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文明应当有标准，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些标准更应当肯定。而在所提及的各类标准中，城市、冶金术、文字、礼仪与宗教，以及农业等仍是大家集中讨论的重点。
    在文明的标准或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形式中，城市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生产力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口和财富得到聚敛，统治权威和占有人力、物力的权力的形成等。因而相当多的讨论是围绕着史前城址而进行的。一些代表提出，黄河流域的城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长江流域的城址多带城壕，而东北地区的城垣则多用石块垒成，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址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作为一个供人生活和消费的空间，城市的供给还要依赖周围地区以及相应的供给路线，所以应当将这些城址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有人进而指出，不同的城址类型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等级也有所不同，其中夯土城墙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用工量都最大，并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它的建造不是生活在简单聚落内的人所能完成的。关于如何进一步考察这些大量发现的史前城址，很多人认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城垣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设施，从行政管理机构到垃圾的处理等都是一个城市内非常重要的方面。
    冶金术的起源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另一重要标志，一些代表认为冶金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有代表认为，青铜冶铸需要专门技术和专业化社会生产的支持，需要相应的社会机构或公共权力组织提供保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器的出现与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却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和变革，这同国家的产生可以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青铜冶铸只有在达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后才能同国家的形成相联系。有的国外学者还提出，在古代中国，祭祀活动和因这一活动而导致的青铜冶铸业可能是商人用来刺激经济和聚敛财富的手段，因而这些青铜器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对财富的浪费。此外，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砷铜，这引发了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及其与西亚地区的关系等一系列的争论。在这次会上，也有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有代表还提出中国青铜冶金术的起源有可能受到过来自西亚的影响。但也有代表从冶金考古的角度提出，目前在这方面所做的测试工作还不够，铜和砷的共生矿在自然界中又很普遍，冶炼比较容易，因而应从当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这些关系。还有代表提出化、冶、铸、锻等是不同的概念，并强调在考古发掘中应注意金属以及同冶炼相关的遗迹现象。
    学术界对文字起源的看法也不一致，不同意见之间甚至有上千年的差距。对此，有代表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字的理解和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应分清成熟文字与原始或自然文字的区别，以及记录语言和记录事物的文字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代表认为应由已知的文字去推断末知的文字；从目前材料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存在产生文字的条件，没发现夏代的文字则可能与当时文字的载体或特定的埋藏地点有关，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另外还有不少代表就不同文字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讨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文，由甲骨文探讨了殷商时期的纪时法和商代的日始问题等。
    宗教对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有促进作用，有学者提出，宗教促进了社会分层并形成了专门的宗教和手工业等人群，同时促进了权贵阶层的形成和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完善与发展。在中国的史前文化中，与宗教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巫术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大型祭祀建筑、祭坛、积石冢和葬玉大墓等为表现形式；另一类为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文明，如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文化，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礼乐器等为表现形式；这两类文化的兴衰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线。
    这次会上还有一些代表利用科技考古的成果探讨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有代表对古代气候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产生与形成等都发生在一个高温期，这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和原因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应考虑是否在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需要形成特定的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又促进了人们文化上的创造力等问题。又比如有代表利用科技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夏商文明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并提出在人文生态环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三大要素，农作物的变化有可能是造成夏商周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
    （四）从考古遗存中分析判断文明化的程度
    除以上讨论外，代表们还特别重视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方法，许多讨论是就方法论而展开的。其中，聚落考古学研究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聚落考古，应开展小区域的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将重点发掘与一般发掘结合起来。探索国家的产生与形成仍可通过对聚落群的研究来进行，考察当时是否存在都邑聚的金字塔结构，并将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结构、聚落内部的遗迹和遗物等不同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首先明确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然后由已知推未知，以文献为线索，以文明要素为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