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提出要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从殷商文明向前推，同时，应建立史前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全面复原每个考古学文化，在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纵向研究时还应就聚落、墓葬等进行单线条研究，并对同一时间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代表还以对西亚文明的研究为例作了说明，并强调将考古资料转化为社会参数的问题。
    还有很多代表提出，要注意考古遗物在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的量化问题，如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促使文明社会出现，这就需要注意从遗物中寻找有关的反映农业量的变化的迹象；此外，一些能反映衣食住行的考古材料对文明探讨也会有启发。同时，我们还应通过聚落、墓葬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研究社会的进程，从进程中看文明。
    结合对文明与国家概念的讨论，有代表认为，由于文明同国家具有特殊关系，可先确定国家，而国家则可以从都城、疆域和人口等方面去加以辨识。但也有代表指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资料严重不足，如目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聚落材料还很少，对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也不足。
    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目前考古学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局限性或欠缺之处，比如，我们难以用考古材料去证明与国家的出现相关的世袭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另外，目前发现的城很多，其中一些因破坏或发掘不够而内涵不清，这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对于环境研究我们也还重视得不够。
    如果考虑到世界上曾有多种不同的文明，考虑到这些文明的进程也各不相同，那么寻找文明起源还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对此有人就认为，世界上有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文明，因而我们也可以从进入文明和未进入文明的区别中寻找文明起源的机制。
    三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
    对于今后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多学科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其中，加强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又是最为迫切的。对此，许多代表从科技考古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推动文明研究的进程，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则需大量运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因而今后应加强实验考古方面的尝试。又如科技考古能解决环境变迁、气候变化、青铜冶铸、生产技术的进步等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相关的许多问题。
    考古学还应与历史学结合。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解决文明起源的关键是考古学，但光凭考古材料又是不够的，考古材料得进入历史的范畴。文献不仅是考古研究的线索，而且文献中还包含有大量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可供考古学运用的材料，如文献中对用玉制度的大量记载等。但在进行这种结合时，应该考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利用文献，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还要考虑史实、史料和史书之间的关系。
    多学科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结合。各地的文明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研究中国文明时还必须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国文明又是在本地起源的，有人提出今后应从考古学的角度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因素的研究，同时也要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及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
    对于多学科的结合，有代表提出，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因而需要合作；但每个学科又都有它自己的理论、手段和方法，因而在合作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
    （二）今后文明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对于今后的文明起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尽可能从大遗址、大墓地中寻找线索，有计划、有规模地联合力量进行发掘。因为这类大遗址和大墓地内涵丰富，体现的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如许多代表都关注陶寺遗址，认为陶寺墓地反映出了社会分层的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聚落形态上看，在陶寺遗址上居住的有王室、贵族、武士集团和平民，因而这一遗址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从出土的遗物看，一些可视为礼乐器的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使用普遍，商周时使用的礼器组合在这里已初具规模，而且此时礼器的使用也有了一定的规则。也有代表认为在关注大遗址的同时也要重视小墓葬、小灰坑等，从中往往出土与大遗址和大墓地相应的遗物，如陶寺的小墓中就出土了带字的陶扁壶。
    与会代表还指出，同加强发掘相应的是要加强有关大遗址材料的整理与发表工作，如果后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同样会限制我们的研究。
    另外，要解决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还必须重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代表提出，我们可以少辩概念，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要加强。还有代表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理论，回答什么是中国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