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傅高义(EzraF.Vogel)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讲座荣休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曾两次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5年,1995—1999年),在美国学术界,傅高义以“中国通”和“日本通”的双重身份著称。在他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出版后,在中国知名度越来越高。实际上,从1962年傅高义应邀到哈佛大学参与有关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他的中国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世纪。本文拟对这位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通”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研究进行简要评析,以丰富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史研究。
    一、傅高义中国研究概述
    傅高义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社会学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傅高义对中国的社会学分析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影响,他曾提到:“我的导师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就曾告诉我要经常尝试着系统化地思考经济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思考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同时还要明白致使社会变革的源流在哪里。”①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不同于费正清,费正清是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中国,傅高义则是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解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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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作者简介:张丽丽,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刘德斌教授。
    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一直是在社会学的视野下进行的,不管是探讨私人关系的变迁、干部的规范化,还是探讨广东土地改革体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中国内地的社会结构。①这一时期傅高义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适应过程及其结果。
    傅高义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中国研究,从动机上讲是对美国现实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当时美国中国学的选题也大多集中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社会现象)”。②需要指出的是,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研究是以广东地区为切入点进行的,与其说是中国研究,不如说是广东研究。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他个人第一部研究当代中国的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这部专著的完成主要依赖于通过外部观察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再对研究资料进行社会学加工的研究方法。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单个地区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是第一部以中国副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广东研究为傅高义观察中国提供了可操作性,这本书也奠定了傅高义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傅高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状况、婚姻关系等较为微观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家庭情况》。在费正清、赖世和以及裴泽的影响下,傅高义逐渐进入东亚研究领域,他先是研究日本社会,随后又介入中国研究,这一发生于1958—1961年的短时且急剧的转向最终确定了傅高义一生的学术轨迹。在当时,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弥补了美国中国研究中主要侧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稍显不足的状况,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社会科学化。“二战后,中国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主要是谈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多”。③傅高义将其研究起点设定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形态与先前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两种历史经验又在逻辑与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高义选择这一时间点作为其中国研究的起点,有利于其中国研究的完整阐释。从一开始,傅高义就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实践同中国先前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化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全面地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