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傅高义对中国新秩序的理解
    傅高义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秩序的构建与适应过程的理解可以抽象为四个角度: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范式开始在中国全面确立,取代近代以来传统儒学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存的精神世界;政治上,中央政府逐步控制全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权向下贯彻的程度得到空前加强;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取代近代以来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杂糅的结构;私人关系上,带有政治意味的集体主义开始取代宗族主义,“社会”在国家政治的引领下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
    (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调和
    关于儒学的现代地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列文森指出:“保护孔子并不是由于共产党官方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也就是要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④李泽厚则认为儒家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⑤在这个问题上,傅高义认为“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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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zra 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21( Jan. - Mar. ,1965) ,pp. 46 - 60; Ezra F. 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 - 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The China Quarterly,No. 29 ( Jan. - Mar. ,1967) ,pp. 36 - 60; 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 - 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 38 ( Apr. - Jun. ,1969) ,pp. 27 - 62; Martin King Whyte,Ezra F. Vogel,William L. Parish,Jr.,“Social Structure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3 ( 1977) ,pp. 179 - 204.
    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2 页。
    ③孙中欣:《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专访傅高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3日,第3版。
    ④[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⑥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9页。
    相对于制度建设,共产党的领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关注官员的道德品质上,要求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这种要求还具有禁欲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传统儒学体系倾向于认为个人道德是构建理想社会的起点,共产党在这层意义上并没有跳出传统。
    傅高义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扬弃与结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在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取代了儒学,但这种“取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结合”,新的意识形态形成之后,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强。“1949年,一种来自外国的崇尚斗争精神、劳动光荣、尊重工农、有意识的行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儒学。新的结合有赖于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的基础和更为雄心勃勃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理想,而对革命斗争的广泛参与使之成为可能”。①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差序制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构建新秩序,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与厘清,这不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也是中国政治结构由中古向近世转变过程中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是一种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最大限度施展中央政府权力的制度,中央作为核心的政治惯例持续了2000多年,对地方的政治治理仅限于维持中央统治所必需。中共领导人把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建设强大国家作为终身事业,这一事业的基础就是要组织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来管理整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要向下贯彻行政权,在政治上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
    傅高义把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同中古社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认为“新的情况改变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关系的本质,但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②这一基本问题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单纯的权力结构问题,亦即地方主义问题。“在传统中国,……为获取如此庞大地域的国家的统治权,王朝建立者不得不与不同的协助其夺取政权的地方领导人结盟。”③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向下贯彻行政权的过程,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中央政府逐步实现其目的,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动力则来源于爱国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据傅高义统计,到土改结束时,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广东当地干部,④当时广东境内县一级党委的位置为北方干部所占据,其他重要位置也进行了类似调整,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程度得到大大加强。傅高义同时指出,中央控制是时代的共识与需要,“对寻求给这个国家带来秩序与准则的有效管理的渴求是整个事件的驱动力。……成功控制广东地方主义的原因之一是: 这一渴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广东干部与民众的共识”。⑤傅高义指出,“共产党在这头20年中实现了根本性的制度突破。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建成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⑥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意识到高度中央集权存在固有难题,因此,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了两次主要的分权运动”。⑦行政权的向下贯彻是相对于以往历史经验而言的,同时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策略的影响,对地方力量的动员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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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9页。
    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87页。
    ③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 - 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 38 ( 1969) ,p. 27.
    ④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99页。
    ⑤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 - 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 38 ( 1969) ,p. 62.
    ⑥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32页。
    ⑦Zheng Yongnian,Contemporary China: a History since 1978,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Electronic Edition,2014,p. 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