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运行的计划性
    对经济运行的统筹规划开始于一五计划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计划时代之后,中国社会的运行摆脱了盲目猜测,可以进行精确地预估了。然而,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并没有完全坚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诉求在实践中发生了激烈碰撞。“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革命造反派是意识形态纯洁主义者。……他们号召激烈抨击日益增长的自私自利的趋势与官僚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党内当权派则是负责组织管理的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能力素质,即使这会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①这两种政治力量及执政理念的博弈在形式上表现为“左倾”与“右倾”之争,这里的“左倾”与“右倾”主要指经济的计划化及其市场化修正之间的区分。早期公有化使得经济活动的运行难以做到畅通自如,公有制下的经济交易过程缺乏“私利”这个润滑剂,计划经济在运行中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傅高义认为,这种经济上的计划化与政治上中央政府向下贯彻行政权的努力相辅相成,双重作用于由中古向近世转变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对私人企业的征用和把管理权转换到公家的手中,它是要努力重组从事经济的企业和经济活动,……建立新的政治控制的路线”。②这一转变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中共政权的社会征服,在征服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被逐渐建构起来,中国社会也在被征服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这一政治、经济新秩序。
    (四)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调整
    随着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上行政权的向下贯彻、经济上的计划化过程,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个人权利不断地遭到来自集体的侵蚀,政治机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得以重塑,宗族主义传统遭到破坏,个人被组织到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中,作为更大集体的“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当然这种“社会”不是自我构建的,而是由政治力量塑造的。傅高义认为,集体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宗族主义重塑私人关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对民族崛起的渴求,“共产党激起了人们多年的希望,希望他们的政府足够强大,能维持秩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希望比其他任何东西所起的作用更大,使强大的政治组织成为可能”。③集体主义适应了中国由中古向近世转变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步打破封闭性与内向性,向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关系转变,“新型普适伦理的发展之所以具有制度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减轻政治控制意义上的风险,还因为一个正经历着迅速变迁与重组的现代化社会要求不同社会背景、地域、个人品位的人们之间能够轻易地建立起彼此关系。……这意味着同志关系第一,朋友关系第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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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280页。
    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120页。
    ③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34页。
    ④Ezra F. 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21 ( 1965) ,p. 60.
    三、这一时期傅高义中国研究评析
    国内学术界对傅高义观点的引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史学界有学者按照黄宗智的“三代说”把傅高义划入地方史研究序列,认为他对广州的研究是以区域社会视角探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代表。①
    这一时期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也得到了美国中国学界的认可,尤其是傅高义对中国副省级以下地方政治展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总体上,傅高义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社会学视野下的新中国早期社会政治史。他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关注底层微社会(micro-societal)在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参与形式,尤其是对作为体系的社会运行结构的考察,这些工作最能体现美国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②傅高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他的中国研究运用社会学方法展开,倾向于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这种做法使得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更强,而对底层社会的整合研究强化了这种解释力,为了避免研究工作的琐碎化,傅高义兼顾了对底层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考察,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傅高义的中国研究既有详细的历史叙事又有严谨的社会学分析,事实呈现与理论运用同步是其研究特点之一。他对问题的细微观察与严谨分析使其研究结论更加丰满与贴近事实,不至于陷入事实堆砌或理论空洞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