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一批以杂志新闻记者、文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了一场揭露社会黑暗、唤醒社会良知、促进社会改革的黑幕揭发运动。这场运动使广大民众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为此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某种程度上，与黑幕揭发运动同步进行的进步主义改革就是在这些舆论的支持下运作起来的。 然而， 这场运动在1906年左右登峰造极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除塔夫托总统执政最后几年有所回光返照外，至一战爆发时已经衰落，事实上“在大众杂志上几乎难以找到黑幕揭发文章了”。20世纪初黑幕揭发杂志有12家，但到一战前夕几乎已经没有了。最坚决的《麦克卢尔氏》、《美国杂志》到1912年先后被保守的企业集团购买，事实上已停止刊发黑幕揭发文章。
    一
    轰动一时的黑幕揭发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其中因素很多，但黑幕揭发者们本人仍然从“揭露黑暗”角度把运动夭折的原因归因于两个字：阴谋。他们认为那些曾遭到他们揭露的利益集团总是在蓄意扼杀这场运动。当代美国研究黑幕揭发运动的权威路易斯·菲勒教授断言：揭发运动的结束是那些感到无法再容忍的人的系统安排。如果说没有专门的执行委员会来认真讨论贿赂或结束黑幕揭发杂志，那是因为利益集团中还有少部分人反对这样明目张胆。但仍然不能否认，所有黑幕揭发杂志均在几个月时间里停刊或易手，这不能不说是蓄意策划的结果（注：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California,1993,p.359.）。
    本来，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非常活跃。但相比之下，资本家更怕黑幕揭发运动。因为前者只追求一些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主张，此时的资本家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对抗。更何况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政府往往通过改革来消化社会主义某些主张，从而削弱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但黑幕揭发运动却不同，黑幕揭发者揭露的是具体的某家公司某位资本家，而且是指名道姓、有实有据的披露，这往往会让某位资本家难堪、某家公司遭受损失。所以，他们设计阴谋压制黑幕揭发运动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曾当过斯蒂芬斯的助手、后来成为著名的专栏记者和政治哲学家的沃尔特·李普曼“不是一次而是二十次”被告知“金融家们正在计划一个全国性的阴谋，旨在压制每一家激进的进步期刊”（注：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attempttodiagnosethe current unrest,New York,1917,p.3.）。所以， 笔者不敢苟同有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黑幕揭发运动结束过程中不存在企业阴谋（注：麦克尔·D.马卡西奥在《企业阴谋终止了黑幕揭发吗？再评价》一文中认为，虽然有企业压力，但不存在任何阴谋。 另外， 埃德文·H.伦德伯格在其硕士论文《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衰落：一种新的解释》、巴里在《黑幕揭发的衰落》中都论述了该运动衰落的原因，两者均反对存在阴谋这一说。转引自Robert Miraldi,MuckrakingandObjectivity,pp.76-77.）。
    查尔斯·E.拉萨尔在1914年回忆道：“几位绅士曾在纽约会面，决定终止继续揭露事实的行为。”“这些利益集团坚决要控制那家毫不驯服的黑幕揭发杂志（指《汉普顿》杂志--引者注），并牢牢把它拴系在公司的‘围栏’里。”（注：Robert Miraldi,Op.Cit.,p.58.）虽然拉萨尔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也没有具体说出这些绅士的名字，但他所说的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
    1910年，拉萨尔正在为《汉普顿》杂志撰写各铁路公司经营史的系列报道。他选择纽约-新哈芬-哈特福德公司作为调查对象，展示该公司是如何垄断整个新英格兰交通，其中还包括轮船航线和城市街道铁轨（注：数年后，国会对该公司进行了专门调查，确证拉萨尔所揭露的事实。）。但是，当文章还是清样的时候（很明显，只有作者本人和编辑知晓文章内容），就有一位自称代表新英格兰铁路董事长查尔斯·S.梅龙的人登门拜访杂志主编本·汉普顿。他说，梅龙了解到，有一篇“充满谎言”的文章将刊登在《汉普顿》上以攻击他。在谈话中，来访者表现对文章内容了如指掌，这令汉普顿非常震惊。汉普顿最后拿出文章与来访者逐行逐行核对，拉萨尔的描述句句是实，来访者无言以驳。然而，汉普顿被威胁说如果他敢刊登这篇文章，他的杂志将破产。对此，汉普顿大义凛然，并于1910年12月这一期上刊出《新英格兰的屈服》一文。但这毕竟是汉普顿书生气的豪言壮语，铁路公司并未就此“屈服”。从此以后，汉普顿时刻受到监视。甚至有人潜入其办公室，把所有股东名单抄了一份，然后一一拜访，挑拨离间，诬陷汉普顿如何滥用公司基金。铁路公司还与华尔街勾结，致使杂志股票下跌，汉普顿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注：铁路公司驻华尔街代办故意乱叫汉普顿公司股票的价格以表明购买该股票毫无价值。结果已欠造纸商30万美元的汉普顿一时无法筹集3万美元结现账，而仲裁机构命令他必须把所有钱预先支付。 为此，汉普顿召集股东会，其中12名股东合起来财富超过200万美元， 为他背签了3张各1万美元的支票。本来汉普顿已把钱取出，但第二天，银行居然命令他把钱交回并把支票退回给他。银行这种行为明显违法，但经理说他也无能为力，“市里”有人指示，他只好照办。），最后不得不易手他人。曾经是黑幕揭发运动最伟大、最坚定的阵地就这样活活地被“阴谋”扼杀了。这种结局对其他黑幕揭发杂志是一个不祥之兆。汉普顿预料到这种结局，故在他所编辑的最后一期封面上印上一对硕大的铰链，上面挂上“新闻检查”的标签，边上一个问号，两个问句：“杂志将能继续自由吗？”“它们能忍受华尔街和大政治的夹击吗？”（注：Louis Filler,Op.Cit.,pp.366-399. ）这是一位真正的正义之士最后所发出的无奈的呐喊，对所谓的美国新闻自由无疑也是一莫大的讽刺。
    《麦克卢尔氏》黑幕揭发写作班子的解体也是利益集团合谋压制黑幕揭发活动的典型实例。大约在1905年左右，为吸引新的投资，同时受这些新投资者的胁迫，麦克卢尔向股东们宣布他将暂时停止“黑幕揭发”。塔贝尔、斯蒂芬斯、贝克等黑幕揭发记者们因容忍不了老板的突然变故，忿而集体退出，创办自己的杂志《美国杂志》。同样是在1905年，当揭露专利医药诈骗正如火如荼之时，《柯利尔氏》杂志向它50万读者披露：想刊登各种各样假药广告的公司如何支付100 万美元给那些答应不再登载有损企业形象文章的报纸，以此“合谋干涉新闻自由”。《柯利尔氏》杂志宣称，这笔钱实际上就是一份“沉默合同”，是一个“要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记者--引者注）保持沉默的阴谋”。另一家名声稍逊也专事黑幕揭发的杂志《年代》主编也有同样感触。他说，J.P.摩根曾决定要摧毁他的杂志，因为该杂志曾揭露保险业的欺诈行为。1904年后，该杂志主编写道：他的“新闻记者受到威胁，印刷工遭到恫吓，订户被警告，广告商也被恐吓，雇员受到盯梢，而贿赂却是明目张胆地送上来”（注：Robert Miraldi,Op.Cit.,p.59.）。马克·萨利文在其自传中也写道，当他调查假药现象时医药专利系统就派了侦探跟踪他（注：Mark Sullivan,The Education of anAmerican. NewYork,1938,pp.186-187.）。
    黑幕揭发杂志时刻揭露政客和公司合谋以腐败或垄断来剥夺市场，自然就可相信这些被揭发者会忿然还击，要求终止类似揭发行为，那么政客与公司巨头相互勾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在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黑幕揭发运动衰落最直接也是最合乎情理的理由就是利益集团的蓄意扼杀。然而，任何事件的消长因素不可能如此单一。我们看问题必须尽量全面客观。对黑幕揭发运动衰落的原因考察也是如此，我们既要尊重当事人的观点，但更多地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纵横交错地宏观考察其经纬。既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黑幕揭发运动衰落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既有黑幕揭发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工业巨头和政客的合谋压制。除上述“公司阴谋”一大原因外，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二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报刊不仅内容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实现了政党报刊向独立报刊的转变，往通俗化、大众化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在经营管理上也在积极向市场化转变。可以说，现代报刊的风格特点、经营方式在当时就已全部具备。对杂志而言，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趋于极端”，“面向更广大然而又不太苛求的读者，表现出一种更灵活的社会意识或一种更加机敏的折衷态度，默认专业化和分散主义，日益依赖广告，并使自己适应作为广告对象的那些读者”（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广告是当时各家报刊杂志的主要业务来源。每家编辑部之外势必还要有一个营业部，专门经营广告业务。到19世纪90年代，报纸的广告收入每年大约九千万美元，到1915年已上升到近三亿美元，而到1920年就超过六亿美元了（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于杂志而言，到世纪之交， 广告事实上已影响杂志业的方方面面。从1890年至1904年，杂志的广告收入翻了一番，从每年3.6 亿美元增至8.21亿美元。到1908年，平均每本杂志有一半以上篇幅都是刊登广告（注：Robert Miraldi, Op.Cit., pp.63.）。
    从上述可以看出，随着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报刊杂志也已走向市场化。广泛刊登广告即是其市场化的外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广告业的兴起是现代报刊杂志大众化、通俗化的主要途径。广告收益多寡对一份报纸或杂志能否顺利发展、壮大实力、扩大影响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扶持作用。而广告客户无疑是以各企业公司为主。广告自然就成了公司遏制、要挟报刊杂志的杀手锏。“这些大公司通过广告媒体来打击那些黑幕揭发杂志。这些杂志的编辑政策因此而改变。作者们也纷纷从各个企业调查现场被召回……大多数作者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态度，附和新的编辑要求，其他一些作者不服但往往也是保持沉默。”一派为美国工业歌功颂德的文章又充斥各家杂志。“……广大人民因无法从出版物上了解这些不愉快的真相，最后很容易地变得盲目乐观。”所以，后来当一批记者再发动黑幕揭发运动时，他们发现身边的读者都变得漠不关心。“人们对此类事情不再有兴趣了。”（注：Floyd Dell,Upton Sinclair,A Study in Social Protest. California, 1927, p.110. ）因杂志屈服公司的广告遏制最后导致没有相应的读者，这是黑幕揭发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广告与报刊杂志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成功的报刊杂志才能吸引众多的广告客户。广告的收入取决于报刊杂志的发行量，而报刊杂志的发行量纯粹取决于它们的内容和风格能否迎合广大读者的口味。赫斯特运用广泛的煽情报道帮助挑起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使自己报纸的销售量超过50万。黑幕揭发杂志迎合读者兴趣，专门揭露社会黑暗，配合政府改革，其发行量均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严格来讲，广告客户并不能左右主编们办报办杂志的方针。普利策曾告诉他的一位雇员，如果哪位广告客户要求更改新闻报道的内容，就把他踹出报社大楼（注：Robert Miraldi, Op.Cit., pp. 62-63.）。当然，作为报业巨头、社会名流，普利策有足够的资本不买广告客户的账，但对那些根基不牢的黑幕揭发杂志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广告客户的压制。西奥多·皮特森在《20世纪的杂志》一书中写道：总的来说，到20 世纪初， 广告业最终已“主宰媒介”（注：Theodore Peterson, Magazin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llinois,1964, p.18.）。至此，黑幕揭发杂志面临这样一种两难抉择： 如果要生存，就没有理由攻击那些广告客户；但是黑幕揭发杂志存在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揭露黑幕”，这也正是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如此无疑要得罪那些广告客户。曾当过《纽约人》、《财富》等杂志编辑的拉尔夫·英格索尔在20世纪40年代解释了广告对杂志的影响并喟叹办杂志是一种不易的“共处（coexistence）”，本身作为企业经营管理， 同时又要批判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政策。杂志的管理阶层不能忘记“黄油应该涂在面包的哪一面”（注：Roy Hoopes, RalphIngersoll:ABiography. New York, 1985, p.398. Cited from RobertMiraldi, Muckraking and Objectivity. p.62.）。 英格索尔这一番感叹特别适合进步主义时代的这些黑幕揭发杂志。
    为对付黑幕揭发杂志，工业巨头们曾试图创办自己的杂志与之对抗。美孚石油公司曾资助《冈顿杂志》作为其公司喉舌，但该杂志最终缺少毅力与那些全国性的杂志抗争而不得不在1904年停刊。后来的《莱斯利周刊》也获得类似资助，虽然该杂志拥有更多的读者，但最终还是因没能如资助者所愿而作罢（注：Louis Filler, Op. Cit., pp. 359 -360.）。工业巨头们认识到黑幕揭发杂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最好的最有影响的作者，并感觉到只有通过广告贿赂或联合抵制才能收买这些杂志或迫使它们停刊。
    1910年以前，企业界或广告客户钳制黑幕揭发运动的行为效果不太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一运动拥有广大读者，运动本身已得到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企业界一时不敢忘乎所以；再者，对待黑幕揭发运动的态度，这些广告客户自身就不一致，受到揭露的公司企业对黑幕揭发运动肯定是恨之入骨，而未受到批评的企业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黑幕揭发运动尚能进一步展开。但是，虽然一些黑幕揭发者对前景很乐观，认为“美好时期”即将来临，广告客户防止“揭发”的热情丝毫没有消减。黑幕揭发者不可能通过几篇文章就可以唤醒这些大企业公司老板的社会良知。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可以说，随着进步主义改革的深化，企业阶层对黑幕揭发杂志的反扑也将越来越激烈。
    譬如，1906年4月，正是罗斯福总统公开批评黑幕揭发者的时候，由于雷·S.贝克揭露铁路公司对肉类加工企业的非法回扣惹恼了肉类工业巨头F.J.阿默尔，他取消了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的六个月广告。伯顿·J.亨德里克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如何骗取客户的文章也导致人寿保险公司与人身保险合股公司两家公司同时取消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的广告，而当时杂志内部正是矛盾多多之时（注：Peter Lyon,Success Story: The Life and Times of S.S. McClure. New York,1963, pp.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