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台湾分裂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日益成为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台湾问题又一直同日台关系密切相关。本刊本期发表的武寅研究员的《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台湾问题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日本对台政策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日中关系的好坏并不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实质，只是影响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我们正确了解和把握日本对台政策的表象与实质也许有所启发。
    台湾问题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政策的一举一动，莫不取决于、从属于，同时也受制于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因此，把台湾问题放在日本整个对外战略的大背景中，弄清台湾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台湾问题与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日本对台政策，把握日本与台湾关系的基本走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一
    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是亚洲，特别是地理位置最近、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周边邻国。这一战略重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战略的形成时期。1891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提交给外相的文件《外交政略论》中，把周边邻国的重要性概括为日本的“利益线”，并解释说，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我国主权线安危紧密相关的区域”。他还提出：“要维持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即本国疆域是不够的，还必须经常关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近邻地域的防护，确保其成为本国的势力范围。”（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明治政权建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周围扩张。从千岛、库页岛，到朝鲜、中国、琉球群岛，这些近邻国家和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视为开拓势力范围的首要目标。为了把这些地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日本使用了从多边交涉到武力入侵的各种手段。
    对北方毗邻的千岛和库页岛，日本与俄国之间自1870年起便开始交涉。在进行了多方权衡之后，日本认为，库页岛气候严寒，土地贫瘠，开发需要巨资，再加上又有俄国挡在那里不肯放手，相比之下，占有千岛群岛更为有利，也更有可能。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放弃了对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得到了俄国割让的俄领千岛群岛共计18个岛屿，并获得了在滨海州和勘察加从事贸易和渔业的最惠国国民待遇，以及其他一系列经济利益。
    对南部毗邻的琉球群岛，日本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切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历史上琉球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朝贡和臣属关系，并不属于日本的版图。第二步，把琉球收入自己囊中。1872年，日本自行设置琉球藩，把琉球国王任命为琉球藩王，并一厢情愿地把他列入日本的华族。对外宣称琉球是“我帝国之一部”。1876年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1879年，日本再次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废琉球藩，设冲绳县，任命了冲绳县令，同时把琉球藩王押往东京。至此，日本完成了把琉球划归自己版图的战略图谋。
    对中部毗邻的朝鲜，日本看作是其构筑“利益线”的“焦点之所在”（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149页。）。因为朝鲜不仅是进入东亚大陆的跳板，而且牵动着诸多大国的利益。为了争夺朝鲜，日本制定了分阶段实施的吞并计划。首先，它采取了与强占琉球时类似的手法，吁请国际社会要维护和尊重朝鲜的独立，实质是要切断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同时告戒俄国等觊觎朝鲜的西方大国，日本对朝鲜的兴趣绝不亚于任何一方。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条约一开头就载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但紧接着就要求朝鲜承认日本单方面的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同时迫使朝鲜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版，第65页。）。1894年，日本以武力逼迫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从而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战略图谋。第二阶段，将朝鲜置于日本的自由处置之下，即将其“保护国”化。这一目标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实现。1905年9月， 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11月，签订了《韩国保护条约》，把俄国的势力赶出了朝鲜，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并设置了统监府。1907年7月， 与韩国签订了第三个《日韩条约》，剥夺了韩国包括行政、司法、监狱、警察、军队在内的内政全权，把韩国变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保护国”。第三阶段是吞并朝鲜即将朝鲜殖民地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与最有可能出面干涉的两个西方大国俄国和英国多方交易、讨价还价，在得到了其“谅解”之后，1910年8月，日本强行签订了吞并朝鲜的条约， 迫使其“完全而且永久地”出让“有关韩国的一切统治权”。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340页。）。
    如果说，对以上地区的争夺还属于战前日本外交所追求的外围目标，那么，对其最大的亚洲邻国中国的征服则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和始终不变的“既定国策”。然而，对日本来说，这个面积比自己大20多倍，历史上一直尊为师长，且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亚洲最大的国家毕竟和上述地区不能相比。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采取一口吞下的办法是不可能得逞的。正因为如此，它根据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实际可能性，采取了分割肢解、分类对待的手法。
    第一类手法，是将其所觊觎的地区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直接划入日本版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台湾与祖国中国大陆隔海相望，东北边紧接琉球群岛，被日本看作是近在嘴边的一块肥肉。日本强行吞掉琉球后，便把触角进一步伸向了台湾。1873年，即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的第二年，日本政府便遣使到清帝国交涉台湾问题。日本竟然以并未得到任何人承认的、单方面制造的所谓事实为依据，声称琉球岛民就是日本臣民，琉球岛民遭到了台湾土著居民的杀害，就等于日本臣民，从而也就是日本本身受到了侵犯，因此日本绝不能等闲视之。当清帝国负责接待的官员表示“只听说土著掠杀琉球国民，不知系贵国人。琉球国乃我藩属，我官吏对逃出台湾土著区的琉民已加以救助，并送往福建，由总督慰抚后送回本国”时，日本使臣竟强词夺理地辩称：“如今我国大政日新，无一民非其臣属……谓琉人为我国人何妨？且问贵国官吏，既已救恤琉民，不知对犯下暴行的土著将作何处理？”（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3页。）日本交涉琉民问题的直接目的，在于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琉球的领有，同时为其进一步染指台湾，制造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仅如此，为达到吞并台湾的图谋，日本统治集团还费尽心机地想出了另一个“理由”，即把台湾分成两半，只承认其中的一半是清帝国的领土，另一半即所谓土著居民区则说成是清帝国统治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因此可以看作“无主之地”，由日本来堂而皇之地“兴师问罪”。1874年4月， 日本设置了“台湾土著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长官。大隈于同年向政府提交了《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实质是吞并台湾的行动纲领。《要略》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施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并献策说“虽然土著区可视为无主之地，但毕竟与清国版图犬牙交错”，因此为便于吞并计，“要在福建省所属台湾置领事一员”，同时派6 人先往台湾“侦察地形地貌”（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4页。）。1874年5月，日本发动了入侵台湾的第一次战争， 但由于准备不足和清帝国的强烈反对，这次武力入侵最终以失败告终。12月，日本不得不从台湾撤兵。1894年，日本倾其国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
    第二类手法是“保护国”化，即：使该地区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取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将其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其典型是中国东北三省。东三省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日本垂涎已久的地方。到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中国东北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抬到了“生命线”的高度，说成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的重要地区，“是帝国实现自给自足的绝对必需之地。而且将来开发的余地还很大，满蒙的价值毋宁说在将来，其前途无量”（注：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水笃书房1964年版，第142页。）。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认为中国东北已经是它不容置疑的海外利益和不允许其他大国染指的独家“势力范围”。1931～1933年，日本认为时机成熟，从而再进一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手炮制了刺刀下的“满州国”，企图把东北地区彻底从中国分割出去。此举终于激化了同样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但此刻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已决心一拼到底，因此当日本的作法遭到国联大小国家的一致反对时，日本不惜退出国联，继而撕毁裁军条约，为确保它的“生命线”铤而走险。
    第三类手法是，通过它自己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掠夺资源，开拓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千方百计占据对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其针对的地区是中国其余的广大领土。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华投资占列强对华投资总额的13.6%，处于第4位，远远低于英国的37.7%， 以及俄国的16.7%、德国的16.4%。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投资份额已猛增到35.1%，仅次于英国的36.7%，上升到第2位， 日英两国之和已超过70%，而其他国家都已不足10%（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103页。）。 日本的基轴产业纤维工业更是千方百计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的棉纺业由“民族纺”为主逐渐向“在华纺”发展。1925年，日本民族纺的织机数占65%，在华纺占35%，到1936年，民族纺的比率下降到46.9%，而在华纺则上升为53.1%。从棉布产量来看，1925年民族纺为83%，在华纺为17%，到1936年，民族纺下降到36.6%，而在华纺则猛增到63.4%（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密涅瓦书房1988年版，第280-281页。）。日本在华纺的恶性发展垄断了中国的棉制品市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陷入危机。另一方面，日本凭借其廉价棉布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到1933年，日本棉布已超过英国棉布的出口量，位居世界市场的首位。1934年，日本的棉布出口超过了生丝，占据了日本对外贸易的首位。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已经在它的周边地区构筑了一个以确保其政治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大东亚共荣圈”，其中台湾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6年，日本在台湾设立了“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从军事和战略需要出发，从事棉花、畜产、化学、矿产、运输、通信等多种经营活动，同时在财政上分担日本所需军费。1940年，台湾的工农业产值和财政规模与1920年相比增长了3倍左右。 台湾长期向日本出口的两大主要经济作物稻米和蔗糖的出口额， 1938 年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相比，稻米从91万日元发展到1.29亿日元，增长了140多倍， 砂糖从153万日元发展到1.79亿日元，增长了110多倍（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第261页。）。特别是， 作为太平洋上重要的军事基地，台湾发挥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利益线”到“生命线”再到“大东亚共荣圈”，把战前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目标勾画得淋漓尽致。无论在这条“线”上还是在这个“圈”内，台湾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日本为自己构筑的“生存空间”的一角。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与战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贸易对象国和地区由原来的以亚洲为主发展到遍布全球各大洲。1955年对西欧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率为零，1960年发展到11.8%，1970年为15%，1980年为16.6%。对大洋洲、加拿大、南非等地的贸易1955年占6.8%，1965 年增加到8. 6 %。 对中近东地区的贸易1955年为零，1965年发展到4.2%，1982年增加到12.2%。 进口情况也大致相同（注：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192-193页。）。
    日本的能源结构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次性能源供给中，水力和煤炭所占的比率不断下降，而石油比率则迅速上升。1953年石油所占的比率只有17.7%，1976年则增加到7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 石油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经济生死攸关的“血液”，而恰恰是石油对海外的依赖程度最高。1976年日本原油的进口率为99.7%。其它主要商品的进口率为：小麦96.3%，铁矿石99.6%，铜矿96.9%，原煤76.8%（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9页。）。如果拿总能源的海外依存度作一横向比较， 日本在西方各国中居于首位。1972年美国总能源对海外的依赖程度仅为15.2%，德国为50.8%，英国为52.3%，而日本则高达86.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如果说， 世界贸易的恶化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则很可能是致命的。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高度依赖这一基本特点，不但没有因为战后日本贸易的全球化趋向而有任何改变，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贸易对象国和贸易区域的不断扩大，不是使日本经济的安全系数提高，从而使日本可以更加“放心”，而是使日本变得更加“担心”。全球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日本经济的敏感神经，从而给日本经济造成连锁式影响。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战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其特有的形式再次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