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亚洲的补偿性更加突出。特别是当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遇到挫折的时候，亚洲的补偿性便立即显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东地区发生战争，日本先后两次遭受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国际收支迅速恶化，通货恶性膨胀，6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停止，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197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从前一年的平衡状态一举变为47亿美元的赤字，零售物价的上涨率从前一年的15.8%猛增到31.6%。1974年到1982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以来的10%跌至4.7%（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第178页。）。
    遭受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日本把能源的主要供应地由中东地区向亚洲收缩，从而使东南亚作为资源供应地的重要性急剧增加，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由1972年的17.8%上升到1980年的22.6 %， 1985年达到23.4%，超过西亚产油国，1989年更是增至25.1%。1985年在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有88.6%来自东盟国家，东南亚已成为日本所需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产地（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 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也有大幅度增长，1989年中国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比重与1973年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第271页。）。
    战后亚洲在日本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虽然相对减少，但是从绝对数量看，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20世纪30年代，亚洲所占的比率超过50%，占日本对各大洲贸易的首位。1970～1974年，亚洲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率虽然降到31%， 但仍居第二位， 仅次于北美洲的33.8%。进口贸易则仍居首位，为39%，高于北美洲的30.2%（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23页。）。另外，与数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的贸易与对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欧美的贸易有极大的竞争性，与欧美之间是一种对海外市场的激烈争夺关系；而对亚洲的贸易则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是一种非竞争的关系。以表示贸易性质的出口结合度为例，设基数为100，结合度越高，互补性越强，反之，则竞争性越强。1955 年，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结合度为511，最高的台湾，达1345， 最低的为新加坡，也有247；而欧洲的出口结合度仅为20，其中最高的是瑞典， 为28，最低的是法国，仅为11，显然欧洲在日本的出口贸易中属于竞争性极强的先进工业国（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劲草书房1962年版，第245-246页。）。日本化学制品对美国的出口只占美国进口的1.13%，而对台湾的出口则占台湾进口的98.26%。 在台湾的进口中，日本出口所占的比率高达61.5%（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第230页。）。 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不仅是日本贸易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而且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场所。 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以台湾为媒介向东亚地区广泛渗透，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未来可以预见的21世纪，这种渗透和依赖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
    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随着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化两大趋势的并行发展，亚洲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日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称霸，充其量只能成为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虽然战后日本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但其经济底蕴依然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因而这种全球化从性质上来说是被动的，这种被动的全球性经济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另一方面，与日本在全球经济关系中无法改变的先天性弱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亚洲依然保持着优势地位，这是它与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的落差所决定的。不仅如此，日本不可改变的地理位置使亚洲不仅是它经济上的重要依托，而且是它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最主要的活动舞台。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争论不休的究竟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欧归亚”，事实上已经由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作出了回答。
    在亚洲这一战略棋局中，排在前面的是东亚地区。如果说，东亚地区对美国来说，只是其全球战略中一颗稍显重要的棋子，那么对日本来说，则是围在它的家门口，生死攸关、势在必得的战略重镇。战后，日本虽然由于战争的失败，已经不再把“大东亚共荣圈”挂在嘴上，但是东亚地区在日本的地缘政治中所处的位置是改变不了的。所谓周边事态法案，所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其具体对象正是东亚地区。
    在东亚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中，排在突出位置的是台湾。由于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地图的变化，特别是昔日“利益线”上最重要的环节朝鲜、中国大陆，都已从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变为经济上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台湾对日本经济的依附性，地理上的特别接近以及政治制度的相通，使日本对之寄予特别的关注和期待。对日本来说，若能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则无疑是给其在亚洲最具竞争力且关系最微妙的对手--中国体内打进一个楔子，而台湾则可以成为自己政治上死心塌地的小伙计，国家安全上守护家门口的天然屏障。从长远的战略意义考虑，台湾更是进可以觊觎、退可以暗中操纵的东亚地区少有的一步活棋。因此，如果说战前台湾是日本对外战略重点目标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那么，战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增无减。
    三
    日本对台湾的政策目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在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日美关系，一个是日中关系。
    美国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巨大、且与之最具有矛盾性的国家。
    日本战前在推行其称霸东亚的战略计划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一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用处理战后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不仅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裁军比例，而且不得不吐出在一次大战中趁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掠夺的诸多在华利益，包括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5号等等。到20世纪30年代， 日美两国围绕对华争夺而日益激化的矛盾已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称：“美国由于欧洲大战而成为了西洋文明的冠军，日本也逐渐成了东洋文明的冠军，但是世界大势总归要合为一个体系，那么其中心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只有靠世界大战来决定了。”（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96页。）
    如果仅仅是两个彼此间毫无牵连的竞争对手，问题倒也简单：既然两国间只有仇恨，只有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目标的不可调和，那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厮杀，以求彻底解决问题。但事实偏偏不是如此。日本一方面在对华争夺上有着与美国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关系上又有着对美国分不开、割不断的依赖。日本战前的两大海外市场，一个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另一个就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亚洲地区和美国的出口两项加起来占日本总出口的80%以上，进口也占70%（注：西川博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密涅瓦书房1987年版，第94页。）。日本经济命运所系的生丝出口，95%左右面向美国市场，而对美国来说，生丝仅仅用作妇女丝袜的原料，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二者相比，日本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一目了然。不仅如此，日本的资金短缺和美国一战后在国际金融中所处的中心和主导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和日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给日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假象：似乎日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日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出迎合美国的姿态。日本外相在正式场合表示：“支那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对日本来说虽然于现实无补，却也有经济上的意义。对支那资源的开发投入几百万美元、英镑、法郎，就等于省下同样数量的日元。这对支那来说意味着购买力、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对日本来说意味着经费支出的减少，所以对日本来说也是桩好买卖。”（注：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18.满州事变》，鹿岛出版会1973年版，第11页。）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美外交的主流是亲美和寻求同美国妥协，由此也可以看出，日美关系特有的两面性极大地制约了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台湾究竟是成为日本的独家势力范围，还是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二者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现实中，日本之所以表现出与美国惊人的“一致”，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日本的战败使日美实力对比变得比战前更加悬殊。美国不但凭借强大的武力把日本这个“魔鬼”收入瓶中，而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瓶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战前的日本还敢于向美国频频叫板，那么战败的日本面对美国的军事占领和全面改造，却已经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二是经济关系中的对美依赖程度有增无减。战后美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对美贸易长期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2左右。不仅如此，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扶持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美国不仅在资金和技术上是日本最大的供给国，而且一手包办了日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的各项重要手续，包括说服英法等诸多反对国，帮助日本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三是政治利益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分歧。构成战后日美关系基本框架的是日美安保体制，产生和维系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冷战的需要。1955年日本外相重光葵在访美时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我认为，迟早有必要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一存在，不过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共产党控制台湾。”（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 页。）对日本来说，搭乘日美安保体制的便车，以对付周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四是国际形势尚不具备可以令日本公开挑战的条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受国际局势影响极大的国家，日本决策集团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判断外部条件的变化是否已经直接构成了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
    以上四个原因归结到一点，即日美关系的走向仍然是影响和制约日本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它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并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处于种种表象的掩盖之下，不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一些新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首先是，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日本经济规模由战争结束时仅为美国的1／12到80年代发展为美国的1／2（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215页。）。 日美经济关系中由对美依赖一边倒逐渐向摩擦扩大化转变。其次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在不断发展。这一体制从建立到90年代，其间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以日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大，美国的控制进一步放松而结束，直到1999年日本第45届国会通过了以《周边事态法》为核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海外派兵已成事实，修改和平宪法的趋势也已洞若观火。因此，正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证明的那样，尽管日本在综合实力上不得不受制于美国，但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目标决定了日本在必要时会把一切置之度外。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预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完全有可能在它认为必要时，自行其是，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