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专利药的厂商也是大的广告商。在19 世纪末， 美国人口只有8000万，但专利药的销售额达1亿美元，且假药盛行。 它们之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靠大量的广告宣传蒙骗消费者。该行业利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等出版物来宣传他们的产品，并凭借自身雄厚的广告佣金来左右许多刊物的编辑内容。如果哪家刊物胆敢对专利药稍有微辞，他们立马就会撤走自己的广告。1906年11月10日，《柯利尔氏》报道说：“我们因对专利药颇有看法， 一年里我们的收入下降了八万多美元。 ”（注：Arthur and Lila Weinberg,The Muckrakers.New York,1961,p.176.）
    通过取消广告来左右编辑实际上是比较愚蠢的做法，因为企业做广告、杂志登广告，两方利益相长。撤销广告对杂志来讲其损失是直接的，但无形中也会削减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其损失往往无法估量。所以，阿默尔对《麦克卢尔氏》中止广告时间只有半年，之后阿默尔联合公司居然每月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刊登四页广告。而后两家保险公司中断的时间就更短（注：Peter Lyon,Success Story: The Life and Times of S.S. McClure. New York,1963, pp. 301. ）。其实，被揭露的这些公司或巨头控制杂志最巧妙、最阴险的报复手段是扩大杂志的广告版面，挤压揭露文章的篇幅；另外就是靠他们雄厚的资本直接买断杂志的经营权，把它们变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工具。
    1906年，当参议员约翰·F.德里登了解到大卫·G.菲利普斯攻击参议院、其中有有损他形象的文章即将刊登在《世界主义者》杂志上时，就使用了扩大广告版面这一招。德里登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参议员。他是人寿咨询保险公司总裁，并在新泽西州办了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负责该州的公用事业，结果两家公司的钱混用，咨询公司的钱被用来资助公用事业。为此，菲利普斯要求国会调查这两家公司的财务关系。他的文章涉及到六位参议员，且言辞激烈。本来已经付印，将于10月面世。但在发表前数星期，杂志的业务经理说有关德里登丑闻的材料要删掉，同时人寿咨询保险公司又新增加5000美元的广告版面。比这更可恨的是新增加的广告版面刊登的居然都是对德里登的溢美言辞，看起来好像是记者写的一篇非虚构性颂扬文章，只有从精美的印刷上才能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版广告。其实以新闻报道形式做广告宣传在当时新闻界是司空见惯的（注：Robert Miraldi, Op. Cit., p.64.）。 关键是购买一块广告版面就意味着枪毙了一篇有社会价值的批评报道。
    本来，一篇新闻报道能引起某家企业或某位巨头如此兴师动众，对记者本人来讲是一个荣誉，至少他们的第一感觉是这样，因为这本身就体现了该报道的新闻意义和社会反响。然而，当杂志方一意识到身兼二职，即首先是出版商，然后才是新闻记者，编辑和记者大多就开始犹豫不决，谨慎从事了。发文章之前实行自我检查成为迫不得已，往往是“广告商检查他们一次，编辑和作者自检100次”。
    其实，黑幕揭发杂志的编辑和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当时流行的企业吞并行为也开始进入杂志界，因为有能力吞并杂志的都是一些大出版商或资本家。这样一来，杂志的独立风格也就难以维系和保持了。
    1911年，行业刊物《编辑与出版商》（E＆P）表达了杂志界这一忧虑，它问道：“这一可怕的东西（指托拉斯垄断组织--引者注）会侵犯杂志社吗？”E＆P杂志和其他新闻界人士一样，很想知道是否会产生一个“杂志托拉斯”。像现代报业集团一样，它不仅把杂志的所有权买断，而且还操纵杂志的编辑内容。当1911年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宣布买下《美国杂志》时，黑幕揭发杂志开始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美国杂志》曾经是由著名的黑幕揭发者斯蒂芬斯、塔贝尔和贝克等创办的专门的黑幕揭发杂志，因经营不善且内部不和，最终陷入财务危机。主编约翰·S.菲利普斯在四处告急拉赞助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决定把杂志卖给“飞速成长并繁荣起来的”克罗韦尔出版公司。作为专业出版公司，《美国杂志》卖给克罗韦尔公司算是比较理想的归宿。刚易手之时，出版公司并未考虑改变杂志的既定编辑方针以及编辑的人事变动。外加《妇女家庭指南》、《农场与炉边》，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已经是一家比较大的联合公司了，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杂志托拉斯”。根据克罗韦尔公司和杂志编辑们的想法，这次“联合”将会提高《美国杂志》的效益和影响。
    然而，这次联合广为人们注意的是，J.P.摩根联合公司的高级官员托马斯·W.拉蒙特居然进了克罗韦尔出版公司董事会。而身为金融寡头的摩根以从事银行业为主，总是积极参与幕后企业交易。所以，这次《美国杂志》被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吞并，就被时人普遍怀疑为是被摩根财团吞并。E＆P杂志问道：这家银行托拉斯会“终止它所认为的黑幕揭发吗”（注：John E.Semonche,"The 'American Magazine' of1906 -15: Principle vs. Profit", JournalismQuarterly40（ Winter1963）： 40-41; Robert Miraldi, Op. Cit., p.65.）？
    事实是，《美国杂志》被合并到克罗韦尔出版公司之后相安无事的局面仅维持一年，1912年3月，杂志内部的利益冲突开始公开化。 贝克刚从麻萨诸塞州劳伦斯回来，他在那里调查了一场大的纺织工人罢工运动，并写了一篇同情工人及其工会的激进文章。这篇文章仍然以黑幕揭发的写作手法来唤醒社会大众，要他们认识到工业生产中潜在的危险。但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贝克与当时仍为杂志主编的菲利普斯的激烈争吵。最后在菲利普斯的强迫下，贝克很不情愿地作了删减，但贝克坚信，这并非菲利普斯个人意愿，因为这有悖于他优秀的一以贯之的编辑作风，而是克罗韦尔公司官员乔治·H.黑曾和哈里·J.费歇施压的结果。文章删减还不仅于此（注：虽然有些删减属于正常的编辑删减，但有两处改动是强迫的。在原文里，贝克称“保护性关税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准”这一说法简直是“胡闹”，改动后变成“保护本身不会抬高工资”。另一处把作者对所谓的波士顿慈善家的讽刺挖苦改成了对他们的赞扬。此外，有关对警察士兵粗暴行为的批评以及对罢工者的同情等言语也都删掉了。），最后在1912年4月上旬，费歇亲自写信给贝克， 要求他“不假思索地”把一句提到股东及其收入的附加语删掉。但遭到贝克坚决拒绝。贝克认为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工人和股东们之间的差异。对贝克的不从态度，塔贝尔非常赞赏。她给贝克写信言道，你的态度“已经把（我们的）反对态度明确化了”，菲利普斯确实一直很“聪明也有勇气”，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种利益冲突，但他决定，只有在某些“明显的、公开的、毫无错误的”事情出现时才能决裂。“如果我们要退出，我们必须……迫使他们让我们这样做”；否则，将无助于“新闻自由事业”。最后，塔贝尔小姐呼吁她的朋友来帮助维护“《美国杂志》的自由精神”（注：John E. Semonche, Op. Cit., pp.41-42.）
    当1915年5月文章出来之后， 贝克发现他所反对的删改仍然是按费歇的要求进行了删改，他气愤至极。他给塔贝尔写信说道：“……难道我们现在不应该问问到底谁是《美国杂志》的真正编辑吗？整篇文章都已征得J.S.P.（指菲利普斯--引者注）同意，后来却受到费歇反对！总之，今后你或我写文章要符合编辑意图，但最终符合的并非J.S.菲利普斯公平、冷静、有思想的编辑风格，而是受到费歇和黑曾的左右……一旦他们闻到一点火药味，他们就要把文章删得一点作者立场也没有，整个软弱无力。所有内容必须平和、充满赞歌，不能有攻击性言辞。关键是不能有任何人真正受伤害。只能在不伤害费歇之流的前提下才能说真话。我认为，干那种事，无论是你或菲利普斯还是我都无乐趣可言。（至少）我不喜欢那样。”正因为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贝克开始萌生去意。虽然塔贝尔和菲利普斯等同事或朋友再三挽留，但在1914年底他去意已决。他认为《美国杂志》已变得面目全非，它已把早期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崇高思想抛弃得一干二净，而一味地追求铜钱。“若把赚钱作为一家刊物是否成功的惟一衡量标准，那还有什么希望来长久维系（我们）现在的关系呢？”（注：John E. Semonche,Op.Cit., pp.43-44.）贝克之退出《美国杂志》，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一战爆发，美国大大小小的杂志都在刊登有关欧洲战况的报道文章，并为美国随时准备参战造舆论。这也是读者新的兴趣之所在。而贝克仍在痴痴以求他的黑幕揭发事业，并一味反对参战。文章没有读者，这使他意识到必须急流勇退。他毕竟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黑幕揭发者。但他终究认为与塔贝尔、菲利普斯等共事时期是他人生最愉快的时期。
    《美国杂志》被企业界吞并只是当时个案之一。除此之外，《麦克卢尔氏》杂志也于1911年被美国烟草公司接管；《柯利尔氏》杂志是黑幕揭发杂志中坚持最久的，但在1919年同样被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兼并。
    三
    批评性报道容易吃官司，这是现代新闻走向市场之后常见的现象之一。为避免这一现象，作为新闻记者，在报道采访中务必做到公正客观，同时还要考虑如何灵活掌握新闻报道手法，防止授人以柄。然而，即使如此，黑幕揭发杂志及其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一直为怕惹上官司而忐忑不安，某种程度上大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或与不法势力作斗争的勇气。从世纪之交到一战， 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畏惧诽谤诉讼”。 早在1901年黑幕揭发刚露端倪之时，这种恐惧担心就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难怪查尔斯·爱德华·拉萨尔在评价一篇黑幕揭发文章时说道：“每一段都含有引发诽谤诉讼的素材。”曾任《麦克卢尔氏》高级编辑的约翰·S.菲利普斯在解释杂志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核实文章内容时说道：“我们一直在处理那些容易引发诽谤诉讼的文章内容。”（注：RobertMiraldi, Op. Cit., pp.67-68. ）动不动即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杂志或黑幕揭发记者，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或政客甚至可以说官商勾结（法院与公司）摧毁黑幕揭发运动的另一手段。相比较而言，这一手段更残酷更狡猾，在对有关杂志进行严厉处罚之后居然还冠之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美名”。
    威廉·艾伦·怀特曾针对来自纽约的老参议员托马斯·普拉特为《麦克卢尔氏》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断言，普拉特曾通过向企业拉竞选经费并以有利于他们的立法作为回报。同时，怀特还对普拉特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无论道德抑或智力都很狭隘”。就这一句话激怒了普拉特，他威胁说要以人格诽谤罪起诉麦克卢尔和怀特。仅仅是威胁就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开始使怀特感到胆战心惊。怀特写道，普拉特要起诉，“把我吓得要死”。怀特后来回忆说，在文章发表后一个月，“我整个紧张不已，心力憔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无法工作，只好逃离堪萨斯躲到加利福尼亚去调整心态。麦克卢尔请了著名的共和党人托马斯·B.里德为杂志辩护，才使普拉特主动撤诉，事情才算了结。但从中可以看出。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者是被揭露者反扑的手段之一，而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威力最大。
    林肯·斯蒂芬斯写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一文于1903年1 月登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激怒了一位前任县检察官，该检察官威胁要起诉斯蒂芬斯和麦克卢尔，理由是斯蒂芬斯不应该在文章里把他称为“政客”。麦克卢尔担心这位政客“在我们与他了结之前会迫使我们付2000美元（名誉损失费）”。然而，处理这种事情，斯蒂芬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方法高明。他曾告诉一位新闻记者：“第一次进攻千万别把所有子弹射出去，你得把一些他逃避不了、会让他身败名裂的事实保留在手。”这样，无论你攻击的是谁，“当他发现你并没有把最糟糕的事实抖搂出来，他也会松口气。”在其自传里，斯蒂芬斯写道：“我的读者认为我对考克斯（辛辛拉提市的党魁）很严酷，但考克斯本人却认为我对他很宽容，饶了他一把。他可能怕一旦要与我对簿公堂，我会把我掌握的其他证据全给兜底，但我认为他也知道我给他面子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心里都有数。 ”（注：LincolnSteffens, Autobiography ofLincoln Steffens. New York, 1931, p.486.）斯蒂芬斯这一番苦心足见当时黑幕揭发容易引发官司的可能性，这才是黑幕揭发者们真正害怕出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