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林彪的态度一直十分暖昧。后来据毛泽东说，他实际上是反对的。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在那里挖尸”。[4]
    2.“九一三”事件
    中美接近的过程，进一步密切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加重了周恩来在政治天平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修改国家宪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等问题，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展开了一场斗争。问题的焦点，是林彪集团想借四届人大来巩固自己在中国政治天平中已经开始动摇的地位。斗争的结果，林彪集团败下阵来。这是以林彪集团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算林彪集团的同时，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使周恩来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格局，为确保尼克松访华的成功，确保毛泽东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的顺利实现，创造了条件。
    1971年11月8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了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介绍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代表团秘书长符浩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告诉毛泽东：他是“九十一人大字报”（注：1968年春，在外交部受到极左势力严重冲击，陈毅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员联合签名写了一张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当时被称为“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者之一。毛泽东当众宣布：我赞成“九十一”。这句话，使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保护陈毅副总理而遭受迫害的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员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5]
    尽管中此，江青集团还是通过各种机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设置障碍。他们清楚地知道，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如果能在这件事上使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惹出麻烦，就会使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失去信任。
    1972年1月3日至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1月4日和5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同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并原则同意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情况。在会上，江青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表示反对。周恩来强调：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通讯卫星，再租给美方使用，以维护国家主权。还批评了江青等人关于不应该用电视“宣传”尼克松的说法。[3]（P.505-506）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支持，江青集团的破坏虽然给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务实力量的增强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中美关系的推动力，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国内局势从激情向务实的变化也对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1972年2月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解冻和正常化的开始。它标志着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国家安全因素成为重新确定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这种变化，是在国内务实力量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又进一步巩固了务实力量的阵容。
    这一时期的决定性因素，是毛泽东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全力支持周恩来，这对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格局使得“文革”以来急剧膨胀的极左思潮暂时受到了抑制，务实的力量进一步聚集起来。
    --在清理林彪余党的同时，开始逐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外事干部），既在政治上增强了同江青集团抗衡的阵容，也在外事工作中增强了务实的力量。
    --随着被“文革”打乱了的国内秩序的逐渐好转，经济建设开始恢复，使得封闭了的国门被重新打开，中国人对外部情况的了解增多，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扩大对外交往的呼声越来越高。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报纸上关于美国的报道增多，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头号敌人”。
    --在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逐渐恢复工作，并掌握了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更为国内政治的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
    上述情况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同时，打开国门，中美之间人员来往的剧增，对美国了解的增强，又反过来推动了国内务实思潮的发展。对极左思潮的反感和对正常政治秩序的渴望，成为人心所向。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中美关系排除了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特别是江青集团的刁难）的困扰，发展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