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1]（P.356）毛泽东在这个批示里，通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的说法，降低了前两次批评专指周恩来等人的针对性，并且通过“宜研究改正办法”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表明仍要周继续主持工作。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由张春桥传达毛泽东4日批评的内容。接着，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从6月下旬以来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和批示，并作了检讨。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意见，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关于国际问题和任务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1]（P.357）
    尽管在《新情况》第153期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但对周恩来等人来说，批评仍是严厉的。
    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多次约江青等人谈这方面的意见。8月6日，江表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并念了毛泽东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还要求把这些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即把江青的意见软顶了回去，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3]（P,610）尽管如此，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还是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出来，而且越来越多。
    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3]（P.613）这是周恩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以后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地位的肯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一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务实派（包括邓小平在内）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同时，江表及其党羽也被选入中央领导层。特别是王洪文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更是加重了江青集团的分量。
    2.江青借机发难
    就在中国政局处于微妙变化的时刻，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访华。这时，基辛格的职务已经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1月17日，毛泽东得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约见周恩来等，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3]（P.634）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议的意见，介绍了他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表在会上借机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一向以忍耐著称的周恩来，被迫同江青争辩。[3]（P,634）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同江青等人作斗争。
    第二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3]（P.634）
    事实上，在此以前，江青等人已经想插手外事工作，寻机向周恩来发难，动摇周恩来的地位。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增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周恩来批示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3]（P,633）接着，11月18日，江青就借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一事提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还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致使这次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这一次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批评，周恩来作了检查。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舍，提出这一次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企图在政治上扳倒周恩来。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3]（P.634）
    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但无意从根本上把他打倒。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3]（P.634-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