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第4次访华，向周恩来通报了刚刚结束的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也就在基辛格离开中国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澄清江青等人借历史问题向周恩来的发难。
    基辛格离开北京不久，6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所谓“左派”对外交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并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去了，叫林彪。[3]（P.531）这对渴望在外事工作中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的周恩来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同年8月1日至2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极左思潮，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随后，为继续排除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巩固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成果，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准备召开外事工作会议。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为此写报告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思潮。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然而，令周恩来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张春桥、江青却借机发难，坚持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形左实右”，把周恩来的意见顶了回去。12月3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前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并报毛泽东同意。[3]（P.541-542,565-566）这表明，要想彻底清算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在当时确实阻力重重。
    周恩来不但承受着江青等人的压力，还要忍受重病带来的折磨。而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持下去，谁来接替他主持党政工作。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在毛泽东同意后，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9日，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P.585-586）这是朝着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迈出的关键性一步。这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利用在玉泉山检查治病的机会，多次找邓小平长谈。
    二、国内政局变幻不定和中美关系“尘埃未定”（1973年7月-1977年）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极左势力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同时，又由于毛泽东的重病，最高层决策程序逐渐发生了混乱，这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于“尘埃未定”的境地。
    1.《新情况》事件
    从1973年7月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开始出现分歧。事情起因于外交部《新情况》第153期。
    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时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
    紧接着，就发生了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在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方面最为敏感和担心的问题，就是苏美缓和。苏美签订的上述两个文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6月2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毫不隐讳地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1]（P.356）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P.356）
    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当即严厉批评，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1]（P.356-357）
    7月4日，毛泽东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他说：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3]（P.604）
    这次谈话，毛泽东是批评外交部的，却没有找分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并且还在讲话里提到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正值确定党内人事安排的敏感时期，不能不令人格外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