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犹太人每周一、周四和周六安息日等宗教节日，都要向公众诵读经卷。一般认为，在公元初，巴勒斯坦犹太人诵读一遍《托拉》得花三年时间，但学者对三年一遍的诵经始于何时终于何时，尚无定论。巴比伦的犹太教徒则一年读完《托拉》，这种习惯最终为大多数犹太人接受，成为准则。巴比伦犹太人首创了诵经的节日，在那天，教徒欢天喜地，在犹太会堂将经卷展示出来，诵读《申命记》的最后一章，然后从《创世纪》重新开始。
    以一年为周期的读经将经文分五十四部分，进而分为周诵段：指每周安息日礼拜时诵念的一段经文。每次在会堂朗诵“五经”一段，依顺序而读，一年读完。每一周诵段又分成七个小段，分别专论一个问题。由七个信徒参与领读，以使整个诵读和着赞美诗更加抑扬顿挫富有节奏。
    有些对经文不是很熟的听众只会背诵祈福词，得由别人读经给他们听。为了使这部分人免于难堪，所以就委派一个熟读经文的人来领读，久而久之形成惯例。
    然而在某些传统的宗教集会上，诵读《托拉》的内容的选择和篇幅则无一定之规。那些有幸参加大会的人往往要先行捐款，因此常常在祈祷时对捐助人致谢，有时甚至在诵经仪式之前，对此种荣誉进行拍卖。使得庄严的宗教仪式沾上了铜臭味。
    为了抵制这种行径，经过改革的犹太会堂严禁在祈祷时进行对捐助者的致敬仪式，将参加者的范围限定在神职人员中间。为了缩短每周诵经的时间，有些早期的改革者提出恢复三年一遍的读经制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人们还是沿习一年一遍的读经惯例。通常在诵读有关章节时不再伴以赞美诗，用希伯莱文读完后，再用当地语言逐句翻译。
    《尼希米记》第8-10章记述了公元前444年，在耶路撒冷向公众诵读《托拉》的情景，律法大师以斯拉主讲，他配有助手来帮助听众，以确保他们已真正听懂。几天后，全体听众无不折服，对《托拉》产生一种神圣的崇仰之情。领袖人物对这种行为加以认可记录。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对西纳条约的再肯定。现代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托拉》已成文，并被视为犹太社区的官方“律法”。
    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也是犹太人，他对《托拉》提出新的观点，他认为过于繁琐的戒律使人难以承受，没人能完全正确地将这些戒律付诸实践，事实上，上帝制定的“法”，是要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原罪，而仅靠自己的努力要获得拯救决非易事。因此，保罗教导人们只有信仰耶稣受难和复活，才能获得拯救。“法”只是为此目的服务而已。虽然教会并未采纳保罗激进的教义，但他这个观点对后世基督教影响颇深。
    犹太教师对保罗的教义持有异议，他们坚持《托拉》具有持续的权威性。他们认为上帝为了帮助以色列人，所以授以多卷《托拉》和许多律法。触犯戒律虽然不至于被罚入地狱，但将使你前功尽弃，后悔不已。
    在流落天涯的艰难岁月中，犹太教义与各种各样的思想遭遇碰撞，犹太教思想家虽将有些东西拒之门外，但更多的则是兼收并蓄，然而在接受外来思想时，通常总要先力求在《托拉》中找到其依据。
    亚历山大城的斐洛堪称始作俑者，斐洛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深受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他要通过《托拉》的文本来找出希腊哲人思想的源头。他认为圣书的字面之下自有深意，必须用隐喻来加以阐释。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也应用隐喻来解释经文中那些与常理相悖的段落，尤其是那些对上帝世人化的描述。如萨蒂亚、迈蒙尼德常在经文中抽绎出深奥的哲学观念。
    有一派学者倾向于对《托拉》作神秘主义解释，他们认为圣书中的每个词无不含有神秘的隐喻，有时不顾文章的整体结构，断章取义，将圣书的内涵搞得玄秘难解。希伯莱神秘哲学派的代表作《ZOHAR 》就对《托拉》作出种种神秘主义的解释。
    在中世纪，犹太学者开始从希伯莱《圣经》文字本义着手，进而揭示经文的真谛。这种重文字训诂反对任意图解经文的作法始于卡拉派学者。该派于八世纪兴起于波斯巴格达地区，他们不同意拉比派和塔木德派对希伯莱律法的解释，认为《塔木德》是人为的，不能以之取代上帝直接启示的律法书。他们主张一切教义和习俗应以《托拉》为唯一依据。卡拉派杰出的解经学者拉乌·萨底亚·加昂首开先河，西班牙的一些希伯莱文法家和训诂学家群起响应。这些学者主要以阿拉伯语进行写作，但他们对希伯莱语的诠释是比较科学的。（注：巴伯特：《托拉与犹太人》，第32页。）
    与此同时，在法国北部出现了另一派解经学者，这派学者较卡拉派更为传统，其方法也不如卡拉派那样系统，其中的佼佼者为拉希。拉希兼用字面解释和灵活解释两种方法，他的经文评注形象生动，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诠释含义不清或过于专门的经文，尤其注重经文的精微之处和言外之意，这种实例在他的著作中有三千条之多。由于他的解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影响很大，他对经文的逐字诠释，引导学者注重技术性和实质性问题，解决了语言上的难点并提出了标准的结论。
    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解经者是纳茨曼，他虽然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倾向，但对经文的诠释自有其独到之处。纳茨曼其及门生对经文的解释相当简明。
    中世纪的希伯莱《圣经》专家对经文的诠释对人们理解经文帮助极大，其学术价值也非同一般，虽然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又有不少学者对经文注释做了大量工作，但并未增加多少新的东西。只是在近两百年间，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学者们得以从新的角度再次审视经文，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