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量材器使。“前代明王，用人如器。”
    （3）居安思危。“治国与养病无异，……天下稍安，尤须矜慎。”
    （4）审慎法令。“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宜详慎而行之。”
    （5）不以察察为明。论隋文云：“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 ”
    （6）不主严刑而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 。”同时又不主轻纵奸恶，嘗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 也。”（注：引自岑仲勉：《隋唐史》，第108-10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在“怜不肖”下， 岑仲勉注曰：“责尉迟敬德之屡犯宪法。”）
    “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李世民深刻吸取隋亡之教训有关。也可以说，没有农民战争摧毁隋 王朝，也难出现“贞观之治”。
    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刘邦与李世民相比，各显特色。刘邦由不理解而理解，由被动而主 动，最终采取黄老之术，无为清静。李世民则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吸取历史教训的重要性，革 新很主动，涉及的方面也较广。他不是无为而治，而是励精图治。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摧毁元朝以后，转变为新兴王朝的皇帝。作为农民战争领袖出身的 皇帝，朱元璋当然重视减轻农民的困苦，因此明王朝建立后，注意休养生息，采取一系列措 施，包括核田定赋、丈田均粮，使农民的负担不超过限度。同时实行移民垦荒，军队屯田， 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使大批失田贫民有田可耕，安心务农。这一切都有助于生产的恢复与 发展，对社会进步起了较大作用。
    但是朱元璋疑心太重。在政治上他从另一方面吸取权臣篡位的历史教训，不相信身边的文 臣武将，甚至自己的亲戚。他滥用专制权力，大杀功臣。当年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 臣名将一一被他杀害。“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他对政治思想 方面的控制比过去更加严酷。
    从以上三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新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吸取前朝被 农民战争推翻的教训，有所革新，从而推动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这正是农民战争对战后 新王朝所起的影响作用。但是新兴王朝是否吸取前朝教训、吸取教训的深度与广度则是各不 相同的。出现这些不同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农民战争对封建势力打击程度的轻重，而 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中包括新帝王及其谋士们的政治智慧、文化素质、性格特点等等 。
    三
    历史上也有另一种情况，即农民战争被封建王朝镇压，旧王朝继续维持了统治地位。太平 天 国就是这样一种农民战争。这种农民战争对社会发展起不起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作 具体分析。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论，它对战后的社会发展仍然起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清王朝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扩张，影响到晚清政局的发展。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清王朝，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扩张，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 曾国藩、李鸿章集团成员，由于建立了军功，陆续取得总督、巡抚等地方要职。在战争期间 ，为了对付太平军，清王朝地方督抚有权编练军队；战后他们继续拥有编练军队的权力，而 且得到慈禧太后的鼓励。曾国藩攻占天京以后曾经遣散他编练的军队，但在他担任直隶总督 进京陛见时，慈禧太后却三次要他好好练兵。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所部淮军随之去台；张树 声任广东巡抚，所部淮军亦去粤。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淮军主力则长期驻防在直隶辽东一带 。光绪十一年设海军衙门，虽以醇亲王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然上谕又云：“责成李鸿章 专司其事”。北洋海军成为李鸿章的“禁脔”。
    布政使、按察使原来直属中央指挥。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督抚便宜行事，控制了地方财政 与司法大权，将这两名高级官员变成自己的属员。这种隶属关系在战争结束以后沿袭下来。 督抚既有兵权又有财权，既有行政权又有司法权。
    地方督抚势力扩张，中央政府则失去了权力。康有为在《裁省议》一文中说：
    “昔徐寿蘅为兵部尚书，吾问其举国兵数，徐尚书答曰：‘吾兵部惟知绿营兵数， 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由知全国兵数，况于调 遣训练乎？此其可笑真不能令外国闻也。……若甲午东事之起，征师各省，经年累月，旨檄 频下，各督抚勉强应征，则募乞丐以充，而各自供其饷。饷不一律，兵不相统；枪尤不一， 此岂待敌强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