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前不久，我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并被评为199 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 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1]。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相继成立，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频频问世，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前沿课题，因此，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 研究的进展也是对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贡献。然而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 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阐释尚需要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国际学术界的文明起源研 究早已迈过了“断代”这个层次，而着眼于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1992年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美国研究中心邀请了10位权威学者，对国际学术 界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认为在过去25年里各国学者就探索早期国 家的兴衰原因的课题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理论课题提 供新的启示。这些课题包括：早期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它们的规模和疆域范围、国家层 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早期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的重要性[2] 。
    对我国和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目标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 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别。比如，尽管夏商周断代采取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视野和 目标还是以历史编年学为导向，它最为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于是确立早期国家的 起始时间以及延续和更替的年代，便成了我国学术界探索的焦点。然而，国际上的同类 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国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学者们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换言之， 当前国际探索的焦点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由于研究视野和方法论的不同，我国目前的大部分 研究仍限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罗列和一些表象的推测，还没有深入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 发展进程的动因探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探索还涉及到一个科学研究的价值问题。研究 价值和科学意义是学者们从事研究的前提，在同一课题的诸多方面，并非任何现象都会 被学者们看作是有意义的，只有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 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3]。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主持的，以历 史学为导向的这项探索，决定了研究目标的编年学定位和史学价值，研究方式常表现为 基本材料的梳理及史料与考古证据的罗列，缺少鞭辟入里的理论阐释。而国际上的研究 ，除了历史学之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因此这 类探索更加注重社会演变规律的探讨和历史过程的重建，因此它的研究价值涉及社会科 学的各个领域。
    谈论至此，我们不得不触及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对文明 理论探讨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直到最近，我国的学术界及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文 章不多，目前虽有一些大本著作问世，但是其中的理论探讨读来还是让人感觉有点不得 要领。而笔者向我国学术界介绍的国外文明起源理论的文章，居然被斥为“缺乏事实根 据的空谈”。这不禁使人想起韦伯的一段话：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愈普 遍，它们就愈重要和愈有价值；然而对于赋有具体条件的有关历史现象的认识来说，一 般的规律因为其内容较为空洞，所以也被认为毫无价值[4]。由此，我们明确感受到以 历史编年为鹄的的中国学者和以探索社会通则为己任的欧美学者之间在价值理念上的明 显反差。
    社会科学的理论是一种探索的向导和组织研究设计的途径[5]。如果没有高层次理论的 指导，研究往往是盲目或短视的，而且难以把握住研究的方向。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 研究如果要进一步深入，就必须重视开拓视野的理论研究，否则，研究的水平只能停留 在原始材料的重复炒作和想当然的解释之上。本文试图对中国和欧美文明起源研究的历 史和现状作一比较和讨论，以期为我国这项重大的研究课题提供一个国际性的视野。
    二欧美理论探索的历史回顾
    早期国家的社会学探索，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就是许多伟大学者讨论的议题，其中包 括了被称为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霍布斯（T.Hobbes）和休谟（D.Hume）。特别是霍布斯的国家 起源学说，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把国家看作是从政治和立法来制订“契约”，社会成员用 限制个人的私利来换取和平。1676年，弗格森（A.Ferguson）发表了《文明社会史论》， 他从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探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变过程，认为人性是由许多对立的 倾向所构成，而冲突对于文化与社会是一种积极的动力。外界敌意愈强，社会内部的团 结也就愈紧密。他还认为，标志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财富不平等促进 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来说也是祸福并存[6]。1776年，亚当·史密斯（A.Smith） 发表了其开拓性的著作《国家的财产》，他首次将文明演化的重点从社会经济的因素而 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法律及政府的因果关系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