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罗的战争说以秘鲁河谷的考古学研究为依据，认为受到地理和社会限制的农业聚 落之间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短缺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频繁的兼并战争。为了有 利于攻防，一些关系密切的部落开始合并，社会群体的规模开始增大而数量减少从而形 成了酋邦这样的部落联盟。然而，战争并不到此结束，直到一个区域被最强大的酋邦统 一为止。这就是国家形成之路[13]。
    哈纳认为，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决定因素。由于农业导致大规模的定居，促进 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当人口密度增加，就会使土地和资源短缺而价值提高。对于资 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使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向超家庭的 社会关系发展。在强化的对土地和资源的竞争和控制中，在社会内部会产生一种世袭的 体制来强化对土地和资源的继承，并形成集中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当竞争进一步增长， 社会的等级分化和政治联合会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形式[14]。
    杜蒙德认为，人口密度的增长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先决条件，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 协调来加以化解，于是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土地和其他资源私人拥有和世袭体制的 发展。处于拥有分配权力的人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就发生了等级分化[15]。
    人口压力的理论后来进一步为美国考古学家科恩（MH.Cohen）所发挥，他认为，早期国 家和政府形成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调节人口与土地之间失调的矛盾。当人口增长接近农 耕土地的载能时，人类社会就会发展出国家机构来应付这种危机。所以，国家的一个重 要功能是调节人口和土地平衡失调的一种社会机制[16]。
    由于强调单一变量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有些地区的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与灌溉 无关，而有些战争频繁的部落社会并没有能向国家演化，因此，亚当斯提出了一种多变 量反馈和互动的综合理论。亚当斯还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的界定，认为文明是一种 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划分的等级社会[17]。这一 看法也为其他学者所接受，即国家是一种政治和政府的单位，而文明是与政治或政体共 生的文化现象[18]。
    亚当斯还指出，国家的起源是原始的、以纵向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向复杂的、以 横向经济和政治管理的专制社会转变的结果。他还认为，神权时代的结束是城市革命的 第一步，国王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指世俗政体的最高领袖。
    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ce）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 段社会进化理论，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 “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20]。在1975年出版的《国家和文明起 源》一书中，塞维斯进一步对酋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个非武力的、由神权向政府 和法制统治机制过渡的贵族社会[21]。他认为，分析酋邦阶段政府和法律机制的形成是 探索国家起源原因的关键。
    1967年，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H.Fried）提出了四个阶段的社会政治演化模式， 它们是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并对它们作了严格的政治学定 义。然而，弗里德的四个阶段和塞维斯的四个阶段并不重合。其中主要是酋邦，它跨越 了等级和阶层两类社会。弗里德给国家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 会政权[22]。
    塞维斯和弗里德的理论对国家起源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大量的研究集 中在酋邦这一过渡阶段性质的讨论，并对社会再分配机制在促进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 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如，卡内罗对酋邦的体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将其看作是“ 一种自治的政治单位，由一名最高酋长长期控制下的一批聚落和社会群体组成”[23]。 学者们进而发现，酋邦其实包括了一批形态和复杂程度各异的社会，而且并不是所有的 酋邦都能向国家演进。于是，厄尔（TK.Earle）提出了一种复杂酋邦的概念，并定义了复 杂酋邦的三项特点：（1）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完全隔离；（2）领导权特殊化；（3）地 区等级制日益集中[24]。后来，厄尔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证据进一步分辨出不同形态的 酋邦，包括简单型和复杂型，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森林型，等级型和非等级型等，并 认为只有复杂和等级分化较高的酋邦才比较接近早期的国家[25]。
    在文明起源动因的探讨中，再分配机制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美国学 者阿诺德（JE.Arnold）对再分配机制对促进社会复杂化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他提出，原 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所激发的社会扰动， 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 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在私下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这会促使一 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 化。阿诺德认为，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 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化，外来威胁增大，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 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社会流动性和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 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社会不 平等的加剧[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