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严文明也和苏秉琦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 并强调应当注意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背景对文明起源的影响[34]。
    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其《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对近几十年来我国文明起源研究进行 了总结，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 著的观点，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性。三是重视传说的价值。四是反 对文明起源的单元论。他进而将金属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礼制的形成、 贫富的分化、人牲和人殉的发端等6项特征视为文明起源的象征而作了分别的论述[35] 。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中，王震中对国外将铜器、文字、城市作为文明 的标志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无法揭示文明的形成过程。作者 还对将国家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看作是一种理论上较为抽象的阐述，如果要从 文化表现和物化形式来进行探索，就必须从考古学上寻找代表文明起源标识的公共权力 象征物。王震中对西方学者的“酋邦”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民族学研究中观 察到的酋邦形态无法和考古学遗存对号入座，世界各国的文明并不一定都经过酋邦这种 形式。他提出了从聚落遗址来研究社会形态的模式，把文明起源的过程分为：（1）大体 平等的农业聚落形态；（2）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3）都邑国家形态。 在国家权力的表现--王权上，则列出了（1）神圣性和宗教性；（2）军事性；（3）等级分 化的族权三项来源和组成。他最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和意 识形态三位一体的模式中，以都邑国家及其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出现为焦点，并体现在祭 祀和战争的政治生活之中[36]。
    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的绪论和理论章节中，谢维扬对我国的有关研究作了回顾并 阐述了相关理论问题。他指出我国目前早期国家研究的主要缺点一是理论语言上的“老 化”，二是对世界各国研究的资料缺乏了解。在理论方面，谢维扬仍比较偏重摩尔根和 恩格斯的观点，尽管他认为摩尔根理论对原始社会的描述不够确切。在早期国家的定义 上，谢维扬认为是一个难题。他重申了恩格斯和列宁有关国家的定义，但是觉得一般国 家和早期国家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对于早期国家的特点，他列出了五项标准：（1）中央 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2）与集权相关的政治机构；（3）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4）具有 领土观念；（5）具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于早期国家的成因，谢维扬仅引用了科恩一个 人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作了个人发挥。最令人困扰的是，谢维扬将摩尔根的“部落联 盟”和塞维斯的“酋邦”作为不同的概念进行分别讨论，进而认为“部落联盟”对中国 早期国家并不适用，而酋邦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并把酋邦看作是具有集中权力，专 制制度出现，并具有了最高权力政治机构的社会[37]。该书的立论和有关早期国家和酋 邦的基本概念存在很大问题，显然作者也没有能够克服他自己所列举的两大研究缺点。
    在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一篇阐述了有关理论问题的 思考。文章的立论采用了王震中的观点，认为文字、铜器和城市不足以标志文明的起源 ，国家形成的标志是阶级和阶层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文章提出，很难认为 所有的国家起源都经历过酋邦这种形式。文章以平等农业聚落、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和都 邑作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三大阶段[38]。
    近期国内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著作，由于内容大部分限于材料的堆砌和转抄 ，论述上也缺乏新意，所以不在此枚举。下面拟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问题作一讨论。
    四讨论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 ，而这种缺乏科学理论和严谨方法的研究，便是“国学”的一大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 ，我国的文明和古代国家起源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从视野和方法来说，这 项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脱“国学”的范围，还没有跳出“国情不同”的圈子。
    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目前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承担，虽然每每提及理论，但却 是我们“国学”中最不擅长的领域。张光直说，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理论的探讨， 在研究上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长 期以来，我国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 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39]。在目前的一些文 明和国家起源论著中，虽然对理论的阐释和国外理论的借鉴比较重视，但是由于对国外 理论缺乏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在阐释“国情不同”的材料时，一些观点也就难免成为“ 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张光直语）。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经过大批哲学家和学者几个世纪持续 的努力，创立起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不断发展， 日臻成熟。这一进程完全是和以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 发展进程同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和以哲学及逻辑抽象思维为特点的理 论发展密不可分的。比如，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不可能通过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 来，我们无论积累多少事实，也不可能导出理论。理论实际上是人类智慧的发明[40]。 正是由于西方学术界对理论的重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规律和通则的探索 成为学术问题的核心，并成为无数探究的起点和向导。
    中国的国学以“经”“史”为两大支柱，方法是记述和考证。因此，中国的学术传统 擅长主观的价值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训练。比如，梁启超列举了5种历史学 研究方法，它们是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收集排比法和联络法[41]。中国学者还十 分偏爱“中国化”这个词，即以“洋为中用”来改造西学。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之后 ，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历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 的窠臼。这种历史学导向的思维在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十分明显。早在20 年代郭沫若就批评，我国史学将神话传说看作正史是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不合理，但是 直到今天仍有学者提议，应将五帝时代列为三代断代之后的下一个目标[42]。中西学术 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下面，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反思文明研 究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