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和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促进了管理体制的复杂化。但是在统治 机制尚不完善的原始社会里，宗教是首领唯一可以用来对社会实施控制的手段。农业的 酋邦一般都是神权型的，酋长是神的代表。为了体现这种超自然的权力，酋邦社会会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来营造大型的祭祀建筑和陵墓，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这种活动 有助于体现酋长的神圣地位，以一种明确的空间关系来规范不同社会成员的行为、地位 和特权，并体现整个社会由共同信仰维系成一体的稳固性。正是酋邦和早期国家在维持 神权上的奢华投入，使得远古文明可以以物质的形态保留至今。
    在探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大部分的早期国家和文明都消失了，而且 远古许多文明程度很高的酋邦也没有能进化到国家，而且多数的早期国家都是短命的。 这也促使了一些学者努力探讨国家和文明如何会崩溃的原因。泰恩特（TA.Tainter）从经 济学的角度提出，维持复杂社会所需代价和社会剩余产量之间关系的消长是文明兴衰的 关键。当大部分能量和资源被用于祭祀、贵族奢侈消费以及公共建筑和陵墓的营造以维 持社会系统而不是供养民生时，社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27]。
    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G.Trigger）认为，人类的生存一般都采取一种“最省力”原 则安排活动，即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讲究经济效益。然而，早期文 明充满了权力的物质表现，“最省力”原则完全不适用于祭祀建筑和奢侈品的生产。神 权能从象征性上予以表达和强化的最基本方式，就是对能量和资源的奢侈浪费[28]。这 些学者认为，是这种难以逆转的能量透支拉垮了社会的政治体制。
    美国学者科（MD.Coe）也从宗教体制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制 约的原因。他指出，宗教是维持现状、创造现状、也是毁灭现状的一种力量[29]。这正 如柴尔德早就指出的，当人类的行为被神权机制所制度化，并被宗教定为神圣，那么任 何变动就会被视为违禁。这样，过度僵化的宗教体制会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并成为导 致社会崩溃的绊脚石[30]。
    综上所述，欧美学术界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自开始起就着眼于对社会、政治、经 济和宗教等各项制约因素及其对这一社会演进过程动因的探讨。目前的理论探讨，已成 为考古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出各种研究课题和设想的依据，成为实例和个案研 究设计的向导。于是，人口、环境、资源、战争、居址形态、贸易、葬俗、手工业、祭 祀等因素，都成为综合分析的对象，使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但能够知其然，而且 能够知其所以然。
    三中国学者的努力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看作是我国近现代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开山之 作，他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为 蓝本，对中国的史籍进行分析和评述，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演变和国家形成的框架 。郭沫若把自己这本书看作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郭沫若将西周之前定为原始的氏族社会，西周时期为奴 隶社会，至春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并将蒙昧期末文字和铁器出现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 。他还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的国其实是一个大宗和小宗，所以动辄称万国万邦。所谓的 王与侯也不外是大宗和小宗的酋长，而所谓的天子和帝也只不过是一个大族的最高头目 。在国家形成的原因上，郭沫若认为，战争可以使武人专权，调换男子与女人的从属关 系，使母系社会解体。军事头目变成酋长是国家成立的必经之路。经过文献的梳理，郭 沫若认为尧舜禹是氏族评议会的各姓酋长，属亚血族群婚阶段，到禹破坏禅让制度，传 位与子，才开始了家天下制[31]。
    由于该书是在20年代所写，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考古学材料，所以他在利用史料 对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描述与后来考古发现的证据出入很大。他本人也意识到文献资料 的局限，认为地下发掘出土的材料是决定问题的关键，并期待自己的错误有彻底清算的 一天。
    20世纪20～30年代的殷墟发掘是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该研究的起 因是20世纪初“疑古派”对典籍作为信史地位的质疑，但是这项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学 术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以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楷模与基石。
    建国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和出土材料的积累，我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50到70年代，徐旭生、许顺湛、吴恩裕、佟柱臣等学者先 后提出了二里头遗址是夏墟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焦点。
    198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我国学术界对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看 法。他指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 段。这种社会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并出现了冶炼金属和文 字[32]。
    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考古学家苏秉琦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首先，他突破了 长期以来禁锢学术思维的两个怪圈，即中华大一统和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作 是历史本身的误区。中华大一统观其实就是将有文献记载的汉族史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正 史，忽略周边区域的民族文化。苏秉琦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来取代了以前中原文明 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把中华文明起源描述为“ 满天星斗”以及一种裂变、撞击和融合的过程。苏秉琦没有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来 解释中国的材料，而是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文明演化 模式[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