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志目录的主要特点
    史志目录虽然在著录的内容、范围和体制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与 官藏书目和私家藏书目录等相比较，它又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人编制目录，其目的一是纲纪群书，即将凌乱繁杂的图书 分类部次，使之井然有序，便于保管和考索；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人明了各学 术派别的性质、内容及其渊源流变。汪辟疆先生曾把古代目录学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 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和读书家之目录四派。在他看来，目录之学贵在折衷学术，竟 其流别，而“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换句话说，“所谓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者，本史家志艺文之天职。溺其职者，则非良史”。[6]（P4-5）史志目录 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始于《汉书·艺文志》。该志卷首有篇总序，概述经学及诸子的分化 、秦汉图书的聚散及刘向父子的校书和编目情况，是全书的纲领。接下来在著录每类书 目之后皆有一篇小序，每“略”之后又有一篇大序。这些序文从不同的范围和层面，剖析了西汉以前学术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以《六艺略》为例，班固于每篇小序中首先 追溯各经的起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然后叙述其传授系统及衍分的派别，最后叙述古文 经的来历及其与今文经的异同。在《诸子略》各家小序中，班固也是先推言某家学术出 自某王官职掌，其流为某某氏之学，然后总括该学派的主旨，并评其利弊得失。班固如 此重视条辨学术源流，无疑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清人章学诚称赞说：“《汉志》最 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 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7]（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张尔田也说：“ 班《志》之部居群籍也，考镜源流，辨章旧闻，不诩诩侈谈卷册，与藏家目录殊，不k1nb02.jpgk1nb02.jpg评论失得，与官家目录亦异。盖所重在学术流别”。[8]（P1697）
    《隋书·经籍志》卷首也有一篇三千余字的总序，详细叙述了图书的起源、作用以及 历代典籍的聚散流传情况，可以上继《汉志》之缺。四部之后各有一篇大序，分别概述 经史子集的起源、演变及其利弊得失。部下每小类之后又各有一篇小序，其中经、子两 部的小序所论学术源流大致不出《班志》的范围，史、集两部因新增了十几个类目，作 者也一一补叙其渊源流变。总之，《隋志》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班固“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的传统，对各学术派别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分析得相当简明扼要，有助于人们 了解学术的兴衰变化。王重民先生称赞“魏征仿《七略》的辑略作了《隋书·经籍志》 的总序、大序和小序，为各个部类与学术发展史的关系，各个部类内图书的沿革、内容 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这就把四部分类法的方法和理论又提高了一 步”。[9]（P92）张舜徽先生也说：“汉、隋二《志》，可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 为用尤宏，而未可徒以簿录视之也。[10]（P38）
    此外，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或以细密的分类，或以辑录体提要，或撰写小序，也都在条辨学术 源流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2、分类精密，著录完备。“目录之两大要素，曰分类，曰编目。有书目而不分类，未 得尽书目之用也”。[1]（P58）比较而言，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细密，而且善于继承创新， 在目录学发展史上贡献良多，其中尤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郑樵《 通志·艺文略》表现突出。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谨守刘氏《七略》遗法，分群书 为六略38种，分类细密，条理清晰，不仅创立了一个能反映当时学术和图书文献全貌的 书目分类体系，而且对后世的图书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汪辟疆先生所说：“刘《 略》班《志》，乃始有书籍分类，且极精密，后世四部之法，多源于此”。[6]（P137）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也一直为人所称道。该志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的成就，在分类上开始正式以经史子集标目，四部之下再细分为40类，又附录道、佛两 家15类，共计55类。这种新的分类体系不仅全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成就，适应 了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的趋势，代表了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最高水平，而 且影响深远。以后的官簿私录大多遵循《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只是在个别类目上有所 调整损益而已。郑樵在分类法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变传统的七分法和四分 法为十二分法。《艺文略》把古今有无之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 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12大类，这就大幅度增加了大类类目，打破了四部分类法 的樊篱；二是他在大类下分家（82家），家下分种（442种），由此开创了三级分类方法， 使图书分类更进一步科学化、细密化。王重民先生评论说：“宋代以前的分类表仅能分 到两位，从郑樵才分到了第三位类，这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9]（P149）后 来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因受郑樵影响也特别留意于分类的细节。他在全书最前面设“制书”一卷，后面是经史子集四部。五大类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又分子 目。章学诚虽对《国史经籍志》有所不满，但却称赞其分类“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 亦有可节取者焉”。[7]（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精密，而且著录图书数量繁多，范围广泛。中国古代藏书，一直以 官藏为主。“盖一代之兴，必有访书之诏，求书之使。天下之书既集，然后命官校雠， 撰为目录。修史者据为要删，移写入志，故最为完备，非藏书家之书目所可同年而语” 。[5]（P167）不仅如此，有些史志目录所依据的不止一部官修目录，而且往往还有新的 补充，因而其著录数量不仅超过私家目录，也往往超过同时期的国家藏书目录。比如， 《七略》是根据汉成帝秘阁藏书编修而成，班固因之作《汉志》，又增补了刘向、扬雄 、杜林3家50篇，著录图书超过了《七略》。《隋志》自称四部著录“通计亡书，合419 1部（据姚振宗考证实际著录4757部），49467卷”，加上附录道经、佛经2329部，7414卷 ，其数量不仅超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也超过魏晋南北朝任何一部官簿私录。《新 唐志》自称著录开元时藏书53915卷，开元后唐之学者自为之书28469卷（实际收录开元 书目52094卷，开元后唐人著述27127卷）。两者相加，其数量大大超过《群书四部录》 和《古今书录》，吴竞等私家藏书目录更无法与之相比。《宋史·艺文志》取材于两宋 四部《国史艺文志》，著录更为丰富，共计为9819部，119972卷。这个数字不仅超过《 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及《馆阁续书目》，也超过《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 录。《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著述4633种，105970卷，虽然纪藏书与纪著述不具有可 比性，但就著录数字而言，这也不是明代一般官私藏书目录所能比的。更值得一提的是 《通志·艺文略》，该书通纪古今，存亡并录，总共著录10912部，110972卷，748篇， 12章，37图。自有目录书以来，这是收录文献数量最多的一部目录。
    著录图书数量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著录范围的广泛。《汉志》的“增入”，《隋志 》的“梁有今亡”，《新唐志》的“不著录”，都是努力扩大著录范围的具体表现。另 外，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图书品种的不断增加，许多史志目录往往通过增设类目以扩 大著录范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郑樵的《通志》。他在《校雠略》中宣称：“ 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 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显然，他不仅要纪“有” ，而且要纪“无”；不仅要纪“今”，而且要纪“古”；不仅要纪“崇文四库”，而且 要纪“民间之藏”。总之，他要“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关于图书的品 种和门类，郑樵很重视图谱文献和金文石刻，因而他便在《艺文略》各大类中兼录图谱 ，又于“文类”之下创设“碑碣”子目，收录《碑集》等17部金石目录。除此之外，郑 樵还于《艺文略》之外，另撰《图谱略》和《金石略》，备载历代图谱表格及金石名目 。这些举措无疑是一个创造，它大大扩展了史志目录的著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