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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条约》刚刚签订，蒋介石便一改常态，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一时显得情真意切。与此同时，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由最初本能地将其视为"鸿门宴"，继而犹豫不决，最后毅然飞渝同蒋谈判。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在短短十几天内认识骤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国际背景有关。
    蒋介石急不可耐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除当时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军事条件外，那就是从刚签订的《中苏条约》中看到了按照自己意志实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蒋介石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并"愿意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次良机。
    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对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的陡然转变，除中共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作出了正确分析之外，也有来自国际上美苏方面的重要影响。此间，美国通过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转来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致毛泽东的两封电报，内称赫尔利愿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并愿亲自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同时，苏联也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两封电报，指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美苏对国共重庆谈判的极力撮合，中共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认真考虑。1945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影响。他指出，当前，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可能公开帮助我们。现在，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再加上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和平能够取得。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因此，这次会议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事基本决定下来。
    纵观国共两党对重庆谈判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美苏所确立的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对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致支持是促成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国际因素。
    重庆谈判从内容上看，是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围绕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在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因此，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仍是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当时国内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却使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已与此前大不相同。抗战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国民心目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国际上美苏的一致支持更使其一时显得踌躇满志。与此相反，共产党的处境则不如从前，国内抗战的胜利一时淡化了人们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使其就此抨击国民党的口实暂时得以削弱；国际上美苏特别是苏联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对国民党的支持，更使其增加了与国民党斗争的难度。因此，在"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强硬的立场，而共产党则不得不考虑让步。
    重庆谈判开始后，中共及时审时度势，就"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向国民党主动作出了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三），第44页。）此外，中共还接受了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的提议，同意将会议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由于中共的主动让步基本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
    显然，美苏两国特别是苏联通过《中苏条约》在"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上对国民党的理解和支持，迫使中共在重庆谈判中对此作出的让步，是国共两党最终能够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