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5日，即马歇尔使华之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首先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也同时承认其"是一党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同时又指出"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主张"自治性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629页。）。显然，杜鲁门声明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想以国民党的"政治民主化"换取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进而确立起以国民党为主，同时容纳共产党和中间势力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政权。
    12月16日，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其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中国内争问题，进一步协调三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12月27日，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简称"三国外长声明"）："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注：1945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美苏公开宣布了两国对华政策的一致性，特别是"苏联政府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与中国政府的代表需要再次聚会"（注：陈春华译：《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12 ～1946.1），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第196～197页。）。
    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的相继发表，再次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迅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中共公开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开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等内容。此时，由于中共认识到"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因此"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94页。）。12月27日，国共正式恢复谈判。谈判一开始， 周恩来便一改此前主张缓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极态度，主动建议政治协商会议定于元旦召开。三国外长声明发表后，中共认为"政协解决某些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再次向国民党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29 页。）由此可见，中共在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发表后，及时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不但转而重新主张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且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亦日趋重视起来。
    与中共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对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却反应冷淡，甚至表现出不满。杜鲁门声明发表后，蒋介石曾私下埋怨美国对华政策"迷失了方向"，认为与以前相比显然是一种倒退。对三国外长声明，国民党发言人更是表示了"抗拒式的沉默"，蒋介石则私下向马歇尔指出，这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污辱"（注：〔苏〕沃龙佐夫著、董友忱等译：《蒋介石之命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认为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这些反应体现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与中共恰好相反，国民党的态度迅速变得消极起来，不再主动提及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国际上美苏一致压力和国内中共所重新采取的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已无路可退。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定于1946年1月10 日在重庆召开。但他在同一天发表的元旦广播演说"却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不提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的声明"，而只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可见，蒋介石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极不情愿的，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政治民主化，而是军队国家化，是如何以国家的名义"化"掉共产党军队。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及参加会议各方的代表名单，并由会议主席蒋介石指定孙科为临时主席，雷震为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日常工作。1月10日， 国共两党在马歇尔的调处下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民主改革"的基本框架下，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协议在字面上实现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全国政权和军队统一的同时，实际上也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美苏对华政策直接相关，且它通过的协议与美苏原定目标较为一致，基本符合美苏的对华政策要求，因此受到了美苏舆论的欢迎。
    综观全文所述，不难看出，政治协商会议从缘起、商定到召开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美苏的关注和干预下进行的，因此，关于美苏对华时局的干预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在抗战胜利前后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际上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条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中苏条约》所确立起来的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双方一致支持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并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这对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特别是围绕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激烈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具体体现在，首先，美苏根据两国所确立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努力促成了国共重庆谈判，从而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商定；随后，美苏又根据战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华政策，最终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此期间，虽然国共两党都曾试图偏离这一框架，并由此导致双方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出现反复；美苏在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也曾一度出现变动而致使国共军事冲突日益加剧，但是随着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为维护雅尔塔格局而相继进一步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国共两党也都因此不得不重新回到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上来，并按照这一框架签署《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努力尝试通过政治协商方式来解决当时中国的内争问题。
    当时，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接受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并按其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暂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用军事手段消灭对方的情况下，都希望能够借助于美苏对华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因素，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来削弱对方，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军事权益。对国民党而言，它希望借助于美苏对其在政治军事上的一致支持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实现在自己领导下的全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对共产党而言，它则希望利用美苏对华政策中有关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借助于来自美苏方面的国际压力，迫使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政治民主权利。事实证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目标，同时也基本符合美苏对华政策的要求，这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