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不仅编著了《历代史略》（1903年）、《中国文化史 》（1923年）、《中国礼俗史发凡》（1947年）等著名的通史著作，而且对通史提出了一系 列的意见，形成了他的独特的通史理论体系。他的很多论著，可以说都是这一通史理论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读柳诒徵，不把握其通史理论，是没有办法了解其史学思 想的；推而广之，不认识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对20世纪前半期的通史理论及其著作的了 解也是不全面的。
    一、柳诒徵的通史理论
    柳诒徵的通史理论主要体现在《清史刍议》（1922年）、《拟编全史目录--中华教育 改进社历史研究组议案》（1924年）、《中国史学之双轨》（1926年）、《史学概论》（192 6年）、《国史要义》（1948年）等论著里。在这些论著里，柳先生较为全面、详细地探讨 了通史的作用、意义、性质乃至编纂的方法。
    在柳先生看来，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不可须臾或 缺的。通史是了解历史事实、掌握历史知识的必要手段。“欲求一说明吾国国家社会真 实之现象，极详备而有系统，为中西人所共晓之史书”。这里的“极详备而有系统”的 “书”，就是指的通史著作。柳先生不赞成当时学校里讲授一二册历史教科书就能使学 生掌握了历史知识、了解了历史真相的观点。他说：“晚近之但知学校所授一二册之历 史教科书者，更属自郐无讯。故中国人已不知中国历史，更无怪乎外人。”然而使柳先 生遗憾的是其时并没有他所理想的通史著作，“今兹尚未有之”[1]。
    通史全面地介绍历史事实，介绍国情，对于读者来讲，只是起点，最主要的是他自己 要通过通史的学习，明白做人的道理。所以，柳先生说：“予所谓通者，在因读书而明 理。以此为鹄，庶不致如牛顿蓄猫，必开两洞，以备大小猫出入之故事。今之好为高论 者曰：‘为读书而读书。’予窃易之曰：‘为明理而读书。’读书而不明理，则何必读 书。”[2]在谈到《中庸》所讲的慎诚时，柳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历睹成败存亡，推 求因果，知人心一念之纵肆欺诈，可推演而成无涯之祸。谓兢兢业业，无一时之不慎， 不能成盛德大业。且以此通天下之志，知世人同此心理，无一人可以受欺诈而愿侵凌， 欲其同情于我，惟有以至诚极恕感之，舍此更无妙术。”[3]（P326）同时还要知道借鉴 经验。比如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方法，实是治理河流的惟一办法。“今日治水，工具技 术迥胜于前，而治水原理率不能外”[2]。所以，通史的作用就在于鉴戒。“史之重鉴 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3]（P323）。而通史的“明理”也好，“鉴戒”也好，集中表 现在它能使人“彰往知来”。柳先生在解释通史的含义时就说，通史“可以彰往知来， 所以能之后来或是远方之事。并且不至于污蔑前人，造作谣言，这就是深于历史的功效 ”[4]。
    关于通史的本质，柳先生在讲解孔子的“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时说：“疏 是知道若干大事，通是前后贯通。知道若干大事前后贯通就可以彰往知来……”又说： “《书》之教曰疏通知远”，“疏通则上下千载，惟观其大端。”[4]由此可见，所谓 通史，就是指前后贯通，简明扼要、全面地叙述历史过程的那些论著。
    至于通史的本质则比较复杂。从史学的起源看，柳先生认为通史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是人修身养性的手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里说，人的善恶本性是与生俱来 不可改变的，人们只可去修养善而预防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说史学起源 于人类历史的自然发展，“史之义出于天”。柳先生说此语“最精”，说明他已悟出通 史的本质在于天人合一，在于修身养性：“若就史学而言，则必就史学与心身家国天下 之关系而言。不独孔、老之史学如是，即马、班之书所谓俟后世圣人君子、穷人理该万 方者，亦必由吾说而后知其言之非夸诞也。”[3]（P320）显然，这一认识与前述的通史 作用的知事明理是一致的。
    从历史观看，通史的本质是历史有规律发展的反映。在这方面，柳先生首先看到了人 类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夫历史之演变孔多，而制治之式故亦无几”。如古代的 五帝官天下向三王家天下的发展，是“由公而趋私也”。而后世的改土归流，不过是“ 由私而趋公也”。西方的两党政治，每一政党欲上台，“各出政纲，取决民意，亦无非 由散碎之小私，集为两团体之大私”。可见，“公之中有私，私之中有公之义”是政治 统治的基本原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一规则，写成通史著作。“就古今中 外史事，叩其两端而竭焉，则治史者之责也”[3]（P249）。写出反映出历史规律的通史 是史学家的职责所在。
    从历史认识论来看，通史的本质是历史学家求同存异以类识物的方式。柳先生指出， 区分事物不同的性质是认识的基础，是学术的根源：“所谓类族辨物者，为一切学术之 来源。”这种“类族辨物”在史学上的表现就是史书的“类例”，“夫就史书而论史学 ，固仅为商榷历代撰著之类例”。“夫后世撰著之类例，亦自古先圣哲类族辨物之全体 中演变而为一部分之术，必以远大眼光求之，始可观其会通”[3]（P318）。可见表现类 族辨物的“类例”，本质上体现了“会通”。因此，通史的“贯古通今”最直接的表现 是据“类例”而纂修的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