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通史编纂最困难的是对历史的分期。因为它直接涉及历史现象的把握和历 史本质认识问题。在20世纪林林总总的通史著作里，像柳先生这样的站在中华文明本位 立场上来确定历史分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我们不带有任何偏见，那么就会发现 ，柳先生的划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历史编纂学上，《中国文化史》也有自己的独特地方。一是重民事轻朝政。对各朝 代的历史只注意讲述其生活、风俗、思想、文化、官制、法制，而对各代的政事却鲜有 论及。二是重创作轻因循。对各代历史的新制作新创造重点介绍，而对一般的因循承继 则忽略不记。三是事实交错，互为经纬。宏观上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叙；而在具体 的章节里则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来叙述。显然，《中国文化史》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20 年代前后新史学崛起的趋势和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柳先生匠心独运过人的才华和勤 奋质朴的努力。
    综观柳先生通史类的论著，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文化史角度切入通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中，可以说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着重分析传统社会的性质、变迁，以及将来的发 展趋势。诸如郭沫若范文澜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另一个途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 着重分析民族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变迁。可以说，柳先生是后一条路上的杰出代表。
    第二，是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民族主义立场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柳先生的中国通史 研究无不体现这一观点。从对家乡江苏财政、文教的研究，到对倭寇、奴儿干的事辑， 乃至中国文化史的探索，都表明了他那鲜明的观点。比如在讲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混 乱时，他说：“治史者以此时为最繁难。实则政治主权者转移与分裂，虽为若干界限， 而民族地方之发展，不必拘拘于此界限。欲考其时民族强弱之变化，正当汇而观其通耳 。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亦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 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之 地，后皆化于华夏，武力虽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故吾国历史特著之现象也。惟 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征服夏族被治者而同化。盖夏族自太古至汉 ，经历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骁雄劲悍之种姓，渐被吾之文教，转有新兴之 势。新陈代谢，相磨相镞而成两晋、南北朝之局。”[8]（P357）由此可知，柳先生的爱 国民族思想是基于其深刻丰富的历史知识之上的，闪现着理性的光芒。
    第三，历史主义的方法。凡考察任何一个问题，柳先生都能追本溯源，弄清来龙去脉 ，显示其会通的基本要求。他说：“知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 求起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可见，柳先生认为历史方法 是历史学家必备的条件。
    当年张荫麟先生在编《中国史纲》时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可见 通史的制作是极其不易的，柳诒徵先生有没有意识到“冒险”，我们不得而知。但其《 中国文化史》作为通史之成功，众已皆知；而其通史理论之精到，知之恐不多矣！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西文化西被之商榷[J].学衡，1924，（27）。
    [2]柳诒徵。与青年论读史[J].申论，1948，（1）：12.
    [3]柳诒徵。国史要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J].广播周刊，1935，（25）。
    [5]柳诒徵。清史刍议[J].史地学报，1922，（4）。
    [6]柳诒徵。历史之知识[J].史地学报，1928，（7）。
    [7]柳诒徵。中国史学的双轨[J].史学与地学，1926，（1）。
    [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9]翦伯赞。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问题--写在《北大史学集刊》之前[N].光明日 报，1959-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