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的，否定的仅是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是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计划经济”重新界定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总体而言仍是不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无非是更倾向于强调资源市场配置制度的作用。总而言之，一直到中共十四大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在“调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主要在于划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边界，而难点在于哪些是可以放权由市场调节以及可以由市场调节到什么程度。
    正是在这种政策之下，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经济，进入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双轨制经济得以实现的，或者说市场经济是从双轨制经济中产生的。
    由于改革的政策使然，在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双轨制特征十分明显。
    改革以来，政府逐步减少国有企业的经营中指令性计划的相对份额，缩少国家计划分配物资的品种、数量和范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行政性法规，扩大范围涉及到产品销售权、定价权、要素选购权、自有资金使用权等等；允许国有企业从事指令性计划外的生产和按协议价格出售计划外生产的产品，并允许不受指令性计划支配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在产品生产方面，国营企业一部分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另一部分生产则由市场机制调节，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则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在产品流通方面，国营企业一部分原材料由国家计划供应，用这部分原材料所生产的产品也交给国家按计划分配，也有一部分原材料由企业从市场上去采购，用这部分原材料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企业按市场价格自行销售。而非国有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各种设备完全从市场上自由购买，产品也由自己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在价格方面，则出现一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国家定价，另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则是由这些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由国家定价的那些产品，如钢材、水泥等也有计划外和计划内价格之区别。
    从1986年起，金融体系开始进行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全国各地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横向资金融通网络，逐渐发展到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这使得一部分信贷资金由国家统一筹集与分配，利率由国家规定；另有一部分信贷资金则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直接融通，利率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在外汇的分配方面，出口创汇企业所收入的外汇，一部分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卖给国家指定的银行，由国家统一分配；另一部分则可根据由外汇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汇价进行出售。企业进口所需的外汇，一部分由国家按照牌价统一分配；另一部分则由企业在外汇市场上购买。
    可以说，在80年代双轨制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形成了产品和要素的两种价格、两种市场并存；在微观经营机制上则形成了面对上级主管部门和面对市场的双重行为；在衔接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管理体制上也形成了管死一块、放活一块的双重职能（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77页。）。整个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种双重经济结构现象， 即整个经济可划分为两类部门，第一类部门是率先进行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较重要的作用；第二类部门在改革中相对滞后，计划机制和行政命令在较大程度上起作用。
    而这种双重经济结构派生出的种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直接促成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在是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还是资源市场配置制度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而最终的选择当然是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而实行资源市场配置制度。
    作为这种体制选择与市场体制的“示范效应”有着直接关联。统计数据完全可以表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主要依靠新生的非国有经济为动力的特征（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2 年作出过如此的结论：“中国经济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1）活力和效率很差、 亏损日益严重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包括国营企业和国家财政）；（2）生机蓬勃、兴旺发达的非国有部门（nonstate sector，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兴旺发达、进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靠第二个部门。”（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为什么非国有企业有如此活力？其结论只能是：“无数的事实说明，关键的一点是起作用的机制不同：非国营部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度比较快，市场形成得比较好，而国营部门、部分内地地区改革开放相对落后，旧体制的各种条条框框还严重束缚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市场还远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而新体制的发展不仅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也能使人们逐步变成新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步学会如何在新体制下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以1990年为例，工业产值结构中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是54.6%，非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已达到45.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结构中国有企业所占有的份额为39.6%，非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为60.4%。
    随着新体制经济的逐步发展，国民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已越来越多地来自新经济体制，每个家庭的就业与收入都会不同程度地同时与新经济体制发生联系并从中受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已越来越多地来自新的经济体制，其结果当然是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
    通过这种方式，其结果是造成了与计划体制平行的市场体系，它不仅直接带来了资源配置功能的改善，而且为计划体制提供了参照系和评价系统。新体制成分的成长也为旧体制的改革逐步地创造出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