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深不可测，一些看来似乎久已成为定论的问题，经过学者们的深入探索，可以发出在前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新论，令人拍案叫绝。“倭寇”便是一个至今仍引人入胜的课题。笔者1997年曾应邀参加了韩日中三国学者的历史研讨会，会上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倭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韩国的“倭寇”与中国的“倭寇”是不尽相同的。日本学者为了区别起见，把它们划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例如一位日本学者在论文中说：倭寇通常大别为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两者的活动范围、目的、构成都是不同的。前者如同“倭寇”二字所显示的那样是由日本人构成的，以朝鲜半岛为主要舞台，从事米和奴隶的掠夺；后者以中国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为主要的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其构成人员是中国人、日本人的混成部队[1-P279]。可见“倭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不过这位学者分析到此为止，似乎让人感到意犹未尽。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抒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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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在理解上存在误区，概念与史实都有所混淆。甚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仍留下明显的痕迹。该辞典明史卷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2-P411]。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它其实是以往史学界的一种流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重新检讨，从历史事实辩证出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3-P194～108]。
    戴商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4-P16]。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P277]。
    以上新论或许尚有待于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题为《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从沿海走私贸易角度去透视“倭寇”。他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二、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三、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四、私贩转为海盗与朱纨禁海失败原因；五、嘉靖后期的私贩与盗乱。他在文末感慨地指出：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6-P375～418]。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为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走私贸易》，指出：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贸易，无非以追逐个人私利为动机，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府之讥，但就促进闽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7-P91～111]。
    读者不难发现，上述新论与三四十年代以来过多掺杂民族情绪的“倭寇”论相比，是大异其趣的，也是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是现代史学应当努力追求的境界。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所以日本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令人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却忽略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了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近的历史解释。不妨举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以见一斑。
    稍早一点的可以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为代表。他在《图说中国历史》第七卷《明帝国和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时，强调指出了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海禁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8-P61～63]。
    稍近一点的可以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代表，他曾写过《倭寇》一书、《倭寇和东亚交通图》一文[9]。1994 年版《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对倭寇的释义既客观又精细，大大有助于廓清以往人们心目中混淆不清的倭寇概念。
    田中健夫写道，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来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它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是不可能的。“倭寇”二字初见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 此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以至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等事件中都有倭寇的文字表述。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准的不同，对倭寇的称呼是各式各样的：如“高丽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浙江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直一党的倭寇”等等，在以上这些倭寇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
    关于“16世纪的倭寇”，田中健夫作这样的界定：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交通的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作倭寇的同类对待。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势力，推进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因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贸易的许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贸易，日本的商船则以国内丰富的银生产为背景与之合流。中国的官宪把这些人一概当作倭寇。浙江省的双屿和沥港作为走私贸易基地，遭到中国官军的攻击而毁灭殆尽，走私贸易者一变而为海盗群。萨摩、肥后、长门、大隅、筑前、筑后、日向、摄津、播磨、纪伊、种子岛、丰前、丰后、和泉等地的日本人投靠了倭寇。作为倭寇的首领，有名的是王直、徐海。王直以日本的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明朝方面，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负责海防，取得了各种功绩。不久与海禁令解除的同时，日本方面丰臣秀吉国内统一的进行，倭寇次第平息[10-P1312～1313]。
    把上述论断与前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对比，其间的是非曲直是不难辨明的，由此而对所谓定论发生怀疑，进而驳难是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