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王直曾向政府请求开海禁、允许与日本开展正常贸易。他说：“窃臣直觅利海商，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为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朝，其主各为禁例，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25]。因为政府背信食言，王直才决计报复，僭号称王[6]（P404～405）。他先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据《筹海图编》与《汪直传》称：“参将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渺官军易与也。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万，流劫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咸遭荼毒”[26]。
    很显然，王直集团在日本建立根据地，又从日本出发来骚扰东南沿海，明朝官方便把这支武装力量视为倭寇。王直手下确有一些日本人，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王直。正如王守稼所说：“这批‘真倭’大多数受王直海盗集团雇佣，王直一伙、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王直一伙在倭寇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这一点， 连指挥平倭战争的总督胡宗宪及其幕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编纂的《筹海图编》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事实真相：
    --“（王直）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
    --“初，直自列表之败，而之日本也，居五岛之松浦，僭号徽王，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26-卷八、卷五]。
    鉴于这种背景，我们不由得钦佩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对倭寇原由分析的高明。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第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粤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制，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都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都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居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第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继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据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第四，归根结蒂，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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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了，对“嘉靖大倭寇”还得再说几句。其一，戚继光、俞大猷在平倭战争中崭露头角，战功显赫，后人对他们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求证于史实，他们从事的并不是一场抵御外患的战争，而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其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面对势不可挡的国际贸易大潮流，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放弃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三，以此为契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此，全汉昇、百濑弘等已作出了精深的研究（注：参看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以上三文均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院，1972年）第417-474页。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四分册，第635-649页。 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第30-37页。百濑弘：《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社，1980年，第15-19页，第39-65页。）
    〔收稿日期〕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