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以降，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激化了矛盾，也诱导了违禁的海上走私贸易。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垄断的勘合贸易，根本无法适应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需求，因此在正常的市舶司渠道的官方贸易之外，早已存在走私贸易这种民间渠道。正如台湾学者陈文石所说：“在贡舶贸易（即勘合贸易--引者）制度下，虽然持有勘合国家可享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殊权益，但究为贡约所限，不能随其所欲自由往还。同时此仅为贡舶国家王室或官方支持下的贸易，一般番商因不能取得勘合，便无法进口。而贡舶输入货物，又为政府所垄断。虽然市舶司或会同馆（会同馆开市仅限三天或五天）开市时，中国商人可承令买卖，但仅为官方所不肯收买的残余物品，货色粗劣，数量亦微，品类价格又都有限制，而且往往供求两不相投，双方俱不能满足所欲，于是贡使、中外商人，遂互相勾结，窝藏接引，进行秘密私贩活动。尤其中国海商，在政府禁海垄断，外舶特权独占的双重刺激下，既不能取得公平合法的贸易，便只有越关冒禁，挑战下海，从事非法贸易了。”[6]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停罢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了出来。
    对于“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当时人深知其害，几乎众口一辞地指出：“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15]及至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扩展至福建，情况更趋严重，曾参与平倭的谭纶说：“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枲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16]深刻地揭示了海禁愈趋严厉的大背景下，沿海民众由海上走私贸易而发展为海盗（即所谓倭寇）的轨迹。
    日本的正常勘合贸易断绝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大量中国商品只能通过海上走私贸易渠道获得，中国的走私贸易商人鉴于获利丰厚，多愿意与日商勾结进行走私贸易，甚至远航至日本沿海岛屿进行交易。日本商人大多以现银（日本所产白银）支付，中国商人常获利达十倍之多。由平倭总督胡宗宪挂名、出于其幕僚郑若曾之手的《筹海图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书中记载走私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种类很多，有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药材等，其中尤以太湖近旁湖州所生产的湖丝最为畅销，价格不菲：“丝，所以为织绢紵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紵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17]。与徐光启《海防迂说》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互相印证：湖丝运往日本“取去者其价十倍”[18]。如此一个重大的获利渠道，一旦遭到官方禁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茅元仪所说：“贫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今既不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19]
    由此人们不难悟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来了。
    当时留心经世韬略及边防的唐枢，在“倭寇王”王直接受招抚后，为身负平倭重任的胡宗宪咨询时，谈到倭患的根源，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本国百姓。他说：“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欵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他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作法，相延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他说：“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20]。
    唐枢作为倭寇的同时代人，以目击者的身份所提供的证言，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分析，今日读来仍禁不住要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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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被明朝官方视作江洋大盗的“倭寇王”王直，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
    徽商研究的奠基人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注意到徽商（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在浙闽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年）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云：“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州）人李七；许栋，歙（县）人许二也……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此时王直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日本一鉴》海市条：“……嘉靖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并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名鍟，即五峰）于乙已岁（嘉靖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的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振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