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商人当经纪（牙侩），是货物贸易的仲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王直借助闽广海商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21-P184～189]。
    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不解的是，以上研究成果迟至三十年以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当推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他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的商业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为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他的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中有汪直传，以前均认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22-P35～46]。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这一史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把王直等海商集团的活动放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来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欧洲大约于1300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后，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对东方贸易中占一席之地。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地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是无法估价的。首先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船只在历史上首次航行于“七大洋”（西方的习惯说法），其次是商业额和消费品种类的大量增长。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绕非洲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之后，导致了1520年葡萄牙使节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当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便游弋于中国沿海。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瑟（C.R.Boxer ）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故而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Frank的音译，十字军东征以后， 近东人概称西欧人为“佛郎机”，此名随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中国。--引者）继续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地执行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里隐蔽、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在那些暂时的居留地中，最繁盛的要数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及位于庞大的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月港。……从中国载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21-1551年间频繁出没于中国沿海的那些葡萄牙走私商人得到了急于要与其交易的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3-P292～294]
    博克瑟的说法是可信的。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走私贸易，他们落脚的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便是一个大规模走私贸易的据点。海上走私集团首领许栋、王直、李光头（即所谓“倭寇”）从葡萄牙人手中贩买从非洲、东南亚、欧洲带来的货物，以及先进的火器（用以对付明朝官军），葡萄牙人则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布、粮食，每年交易额达三百万葡元，绝大部分以日本银锭支付。双屿成为当时葡属东方殖民地中最富庶的一个商埠，葡萄牙商人以此为基地展开对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着眼于中国贸易利益的葡萄牙人，在广东方面进行的走私贸易形式，在北方沿海以出会贸易的形式继续进行，这样，葡萄牙人的走私贸易从广东逐渐向漳州、泉州、宁波方面展开。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和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地。葡萄牙人在中国中部的进出，一度成为中国海商的仲介，和南下的日本商人势力发生接触[24-P183]。
    过分敏感的明朝政府把上述现象一概视作“倭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查禁倭寇，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并且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据说在双屿岛上的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大小船只二十七艘被毁。朱纨此举引起闽浙一带仰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反感，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迫使朱纨罢官回籍，不久就含愤自杀。朱纨为官清正，这样的死法未免有点可惜，其悲剧就在于，他根本不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堵塞不如疏导。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热衷于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徐光启很清醒地指出：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18]。朱纨的过激措施，反而使东南海上走私贸易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谭纶所说的“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了另一海上走私集团，成为东南沿海独步一时的领袖，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由此也就展开了嘉靖时期的所谓御倭战争，其对手便是横行海上的王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