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交往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1935年英国《泰晤士报》即有西南派勾结日本的说法，陈济棠、邹鲁要求在瑞士的胡汉民"力破之"。（注：转引自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见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两广事变发生后，一些西方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报道， 认为此间中国观察家对"桂军对日态度，颇为怀疑，因桂方此刻尚继续由日本购买飞机、军火"，他们也注意到日本对西南"抗日"宣言竟多日"一措辞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注：1936年6月10 日《大公报》。）这说明他们也注意到日本与两广非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白崇禧策动两广事变给广东将领打气时即称：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注：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年，第415页。）事变发生后， 日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向报界发表谈话称："日方对粤、桂抗日军正注视，须适当时间，表示态度。"（注：1936年6月11日《大公报》。 ）十余日后日方才向两广提出"抗议"。这充分说明西南和日本有着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正是两广地方实力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结果。
    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或在"抗日"的口号下，与日本暗通款曲，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只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言行不一，也说明了他们的矛盾心理：想获得日本援助以增强反蒋实力，但又不愿日本侵略中国，并担心因出卖民族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松井访粤后，日本愿意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以解决财政困难，萧佛成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从长远看，日本对中国野心不变，必亡中国而后快；就眼前看，"对彼（指日本）借款以组银行，必须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广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指蒋介石）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注：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陈济棠与日人交往，即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方面，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注：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实际上要日方理解其不得不喊抗日口号的"苦衷"。
    三
    在广东省境内，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使在"非常会议"和两广事变两次宁粤对立期间，陈济棠为了反蒋，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表示一定的容忍和支持，但亦严格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学生的抗日呼声，陈济棠一方面指使"抗声社"（陈之亲信林翼中在中山大学成立的亲陈学生组织）成员运动学生拥护中大校长邹鲁的"读书救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1931年10月10日，中山大学爱国学生和群众到永汉路查禁日货。永汉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得到陈济棠的命令后带领武装赶到现场，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伤六七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12日，陈济棠调集大批军队入城，并宣布戒严。（注：1931年11月3日《申报》。）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东学生热烈响应， 连续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1936年1月13日，爱国学生900多人在荔枝湾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特务的袭击，当即有100多人被打伤， 十余人被绑走，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湾惨案"。（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76页。）次日，陈济棠又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在广州实行戒严，任缪培南为戒严司令，派出军警封锁省港交通，调集军警在广州市日夜巡逻，还秘密逮捕了中大等校的学生多人，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逼逃亡。
    在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陈济棠对境内涉日事件的处理却屈辱退让。1932年1月， 驻粤日领以汕头一家报纸上登载"李凤章弹掷倭皇"文章，向汕头市府提出停止汕报发行、惩主稿者、市长书面道歉、登广告等无理要求，并派军舰威胁。（注：1932年1月27日《申报》。 ）处理结果，汕报道歉，市府令慎载涉日文章，市内抗日标语尽行扯去，日领"认为满意"。（注：1932年2月8日《申报》。）4月， 粤省警方警告各报，勿刊登"侮辱日皇"字句。（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2页。）1935年9月，广东增加豆饼附加费，汕头日本浪人乘机大肆走私，广东缉私队扣留一艘走私船。日本又派7艘军舰威胁放行， 最后汕案解决结果：扣留之日本豆米私货发还，并规定以后日货入口，除纳关税外，其他课税归由买者负担。（注：1935年10月17日《申报》。）1936年2月， 汕头日领署巡查角田因肺病暴毙，日方强指为华人所害，向市府提出严重交涉。（注：1936年2月4日《申报》。）汕头市府竟想以撤换一当地公安负责者了事。由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妥协退让，广东地区，浪人横行，走私猖獗，日人随意捕人。1933年10月，广州日领即以鼓吹反日革命为由在广州逮捕韩人林义一。陈济棠只想以劝告方式，请日领略事解释，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的办法来解决。（注：1933年10月19日《申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1936年4月，日本浪人在汕头围殴岗警， 日领竟向汕头市府要求自行讯办。（注：1936年4月22日《申报》。 ）日本军舰更是常在广东沿海游弋横行。对广东境内的日本势力，陈济棠实际上也是实行"不抵抗主义"。
    总的说来，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是服务于其地方集团利益的。一方面以"抗日"作为反蒋的手段，一方面镇压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同时，却与日本勾勾搭搭。我们不能说其抗日口号完全出于私利和矫情，特别是胡汉民，其"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而深沉的"，（注：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第264页。）也不能认为胡汉民、 陈济棠等人亲日或"联日"，因为他们和日本之间也只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并未达成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幻想和默契，而"华侨银行"也未见成立。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搞出什么名堂来。（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下野后亦曾反省说："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506页。）可以说，他们高举"抗日"大旗是为了反蒋，与日本勾结也是为了反蒋，但他们反蒋的主要基础并没有寄托在"联日"上。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