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非常热心西学教育、迻译西书的活动，这并非偶然，这与他所受教育和当时中国时局密切相关。首先，丁韪良经过早年在大学的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在神学院的神学理论系统训练，使他"知道怎样运用科学以支持他自幼就被教导的宗教思想，并被教之宗教承认由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由此形成了科学和宗教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的观念。（注：Duus前揭文，第13-14页。）他在1849年从神学院毕业时，曾以《自然科学的用处--作为传教士的一种工具》为题，发表毕业演说。（注：Duus前揭文，第14页。）其次，丁韪良视当时中国兴起的学习西方的洋务潮流为传播福音的"黄金时代"（Golden Opportunity），（注：W.A.P.Martin:Western ScienceasAuxihliry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TheChineseRecorder, March,1897,第111-116页。）大力开展西学教育。 丁韪良回美进修国际法期间（即1868年10月），他以"中国通"的身份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远东协会会议， 并以《中国的中兴》（TheRenaissance inChina）为题发表演说，其中说中国"经过三十余年西方武器、 商业、宗教与科学的联合影响"，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把清廷学习西方军事、设立新式学堂以及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并招收正途士子、派遣蒲安臣使团等洋务新政，称之为中国的"中立"，是一种"大智识运动"，在意义上等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并称赞"思想开明"的奕等人是"进步党"，斥责"自负与偏见"的倭仁等人为"保守者"。（注：刘伯骥译：《丁韪良遗著选粹》，[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167页。）1897年3月， 他又在《教务杂志》发表《西学作为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一篇长文，（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认为利用所有的手段是"上帝的特权"，"我们作为传教士，要探知的事情是什么辅助手段可以被恰当地运用来使人们皈依基督教"，他特别赞赏自明清耶稣会士利玛窦到鸦片战争后来华新教传教士布朗（ S.R.Brown）、合信（B.Hobson）、伟烈亚力（A.Wylie ）等人以科学为工具的间接传教方法，"[利玛窦]凭藉科学这个工具打开了他的传教之路"，目前，中国"对科学的需求更大了"，对传教士来说，更不能放弃以西学传教的契机。（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 1897. 第111-116页。）另一新教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更赤裸裸地呼吁：如果传教士"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提高就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手中，被他们用来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注：狄考文：《基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陈学恂前揭书，第10页。）究竟怎样把西学教育与传播福音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呢？丁韪良提出了带有经验性的四点建议：第一，编写科学教科书时，"对于宗教，既不应不明智地牵强附会，也不应被排除在那些教科书之外"；第二，每个差会建一所博物馆，"以展示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第三，出版系列科学启蒙读物时"以科学为矢，射宗教之的"；第四，对传教士配备"象魔灯、留声机、光学仪器、电学器具和蒸汽机械等一样的科学玩具"。（注：TheChinese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他特别强调科学主题的演讲时，"总是要做得与宗教有关系"，他相信"如果传教士能够通过口头教育、书本教育或一定形式的机械和科学器具等实物教育等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世俗知识的渴求"，"通过这些手段，我认为上帝的神恩可以降临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也可以接受基督并当成他们的救世主"。（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丁韪良还以为中国人从官员到百姓，其风水、占卜、凶象、五行等异端迷信根深蒂固，因此，需要"科学洗礼，以破除其迷信"，（注：朱有前揭书第177-179页。）否则，"它就会和基督教鱼目混珠并玷污基督教"，而科学"将有效地根绝异端迷信"，"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注：陈学恂前揭书，第12页，第10页。）正因为如此，丁韪良在同文馆大力提倡西学教育、提倡翻译西书，而且总是把它们"做得与宗教有关系"。如他自己说，编写《格致入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树立"上帝作为自然界的造物主和主宰是客观存在和统一的"这样一种"基本真理"，（注：Covell前揭书，第151页。 ）就连他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也是为了使清廷"这个不相信上帝的政府认识上帝及其永恒的真理，并使他们接受一些基督教精神。"（注：Covell前揭书，第146页。）
    既然带着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进行西学教育，其西学教育的广度、深度及其成就大打折扣了。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曾批评同文馆"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当然这不能全由丁韪良承担，但他作为总教习，是难辞其咎的。《国闻报》就明确指出："丁固向者同文馆之总教习也，竟有在馆肆业五六年，学生向以西学，一无所知，并语言文字亦未能通晓者"。（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故此，同文馆开办几十年，除了培养汪凤藻、庆常、杨枢、吴宗濂、陆征祥、张德彝、瘾昌、杨晟、刘式训、刘镜人等一批中国近代通晓西学的外交官和翻译官（注：朱有前揭书，第67-71页。）--这是同文馆的最大成就，却没有能培养出几个在近代中国留下影响的科学技术专门家。（注：吕景琳等《略论京师同文馆与人才培养》，《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91期。）对此， 郑观应毫不留情地指出，同文馆"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何得有豪杰之士，成非常之才"。（注：高时良前揭书，第30页。）丁韪良在同文馆主持的译书，同样遭到时人批评。如马建忠指出："即有译成数种，成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耐人寻味的是， 丁韪良--这位来自资产阶级民主之国的传教士，却反对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认为中国如若推行民主政治则"妄人借此为名，以思逞其欲"，因此要中国百姓知封建"君臣之义"，（注：丁韪良《邦交提要》1904年刊，下卷。）职是之故，同文馆从未翻译过一部西政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