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丁韪良在同文馆不断扩大西学教育、迻译西书，是基于对当时中国效法西方的洋务运动视之为传播福音的"黄金时代"，欲以教育为手段、以西学为工具，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同文馆当作"最好的教堂"，进行间接布道。同文馆的西学教育虽有一定成绩，但由于丁韪良是以传教为目的，其成就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因而遭到时人的纷纷抨击。
    三"分而治之"和"以华治华"
    近代来华西人--传教士、学者、政府雇员、使馆人员等，在中国寓居几年或几十年后，对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即中国观，探析其中国观，有助于认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近代来华传教士口口声声说耶稣基督劝人为善、待人如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则在侵略者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干起诸如霸占民产、鱼肉乡里、包揽词讼、包庇不法教民等罪恶行径，激起民愤，最终酿成一起起教案。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即是其中的一例。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英、美、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政府"抗议"，各国军舰更麇集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民众，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第51页。）丁韪良曾为殖民侵略者的军事挑衅行为作鼓动性宣传，主张将整个"暴乱地区"夷为平地，并把它变成法国租界。 （注： Spence, Jonathan:ToChangeChina:WesternAdvisersin China,1620-1960.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1969,第151页。）
    近代寓华西人以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主，外交人员以保护传教、商通为职责，商人是传教士财源的主要捐助者，传教士则既为商人说话，又为本国外交辩护，作为对他们的回报，圣经、炮舰、商品三位一体，共同征服中国。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 ）曾坦率地承认，"吾惟志在通商传教耳"。（注：林乐知编《中东战纪本末·治安新策》，初编，卷八，第9页。 ）丁韪良则在《教务杂志》上撰文说："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在于寻求其巨大扩张的新地区，开拓的地区越来越广，而成为十字架（基督）的使者，在那些地区，我们的政府扩大保护国际贸易商， 也保护传教士的工作。 "（ 注：The Chinese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 ）这一席话鲜明地揭示了传教士、商人、政府在对外扩张中三位一体的亲密关系。近代寓华传教士大都所做如所想。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Gutzlaff，又名郭士立）在鸦片战争前就潜入中国沿海地区侦察达十余次，以刺探情报，后来又为英国侵略者充当翻译、向导、顾问和参谋，成为西方侵略者的急先锋和警探；（注：顾长声前揭书，第50-61页。）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E. C.Bridgman ）在鸦片战争前就自诩为主张对中国"采用有为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极力怂勇西方用武力征服中国；（注：顾长声前揭书，第29-30页。）美国传教士伯驾（P.Parker）和卫三畏等，一身兼二任，既是传教士，又是驻华外交官，曾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为基督教会和政府双方效劳；（注：顾长声前揭书，第86-87页。）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则喜结中外权贵，企图把中国变成英国的临时保护国（ 殖民地）。（注：顾长声前揭书，第315-357页。）丁韪良则兼具以上传教士的特点。他来华后不久，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丁韪良与来华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既为侵略者辩护，又视之为推进在华基督教发展的天赐良机。他说："按照上帝的旨意看来是必需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注：顾长声前揭书，第202页。）在他看来， 上帝是一手拿大炮一手拿十字架的两面人，或者说，侵略者先是奉上帝的旨意将亚洲人打倒，接着再由丁韪良等传教士装扮成仁慈的上帝，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亚洲首先是中国人民。在《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英法联军商定一方面派卫三畏和丁韪良同直隶布政司钱炘和谈判，制造和谈假象作为掩护，英法联军则乘机于5月20 日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企图迫使清廷就范。卫三畏声称，"这四国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再次揭示了炮舰、公使与传教士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前所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韪良和卫三畏完成了修约谈判，并成功地将"宗教宽容"条款塞入中美《天津条约》，推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丁韪良和近代来华传教士总是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影响对华政策。当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之时，曾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浓厚兴趣，"当知道那些叛乱者是基督徒"，"传教士们讨论它对传播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并激动不已。（注：W.A. P. Martin:ACycleof Cathy,or China,South and North,New York,1896,第129页。）他们通过对天京的访问考察，明白太平天国将建立"非基督教国家"，且既不会履行以前西方与清政府已签订的条约，也不会与西方订立类似的新条约后，（注：邹明德著《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见汪熙前揭书，第176-177页。）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丁韪良则与众不同，他先前一直主张美国政府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甚至帮助的对策，（注：邹明德著《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见汪熙前揭书，第181-186页。）而于1857年6月13日和20日的两封信中， 别出心裁地提出采取分别承认中国两大敌对政权的对华策略，实行"分而治之"，并指出："分而治之是用来猛烈攻击东方排外主义堡垒的策略，可以驱使敌对的皇朝乐意互相攻讦"，以利于美国相机发展在华势力，坐收渔人之利。（注：Covell前揭书，第86页。）这可能是近代"分而治之"侵华思想的嚆矢。当义和团运动爆发，并逐渐控制京律地区之后，丁韪良惊呼："西方人成了异教狂热的牺牲品"，并重弹"分而治之"的老调，"那就让这个异教帝国被基督教列强分而治之吧"。（注：Spence前揭书，第158页。）他躲进英国公使馆，并亲自拿起一杆毛瑟枪，镇压义和团，参与抢劫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此期间，他给驻华外交官写了一份备忘录，为殖民者献计献策。说"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又说"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则不可能达到目的。"提出了"以华治华"这样又一种殖民统治办法。（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6页。）当义和团被镇压后， 丁韪良转道上海回美国时，于1900年9月28日，在上海新天安堂发表演说，又提出预防"这样的暴乱"再次发生的惩办措施：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的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并比喻说，"当你抓到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断它的爪子。"（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7页。）回到美国后， 他又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纽约时报》（1900年11月17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强烈要求清政府赔款和惩办怂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主张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北京等。（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8页。 ）想以此永远消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而俯首听命于他们的殖民统治。事实上，他的这些论调不正与随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基本吻合吗？不能否认殖民者正是受到了丁韪良等人言论的影响。在美国逗留期间，丁韪良到处发表演讲、文章，兜售其主张，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大肆攻击，还十分露骨地鼓吹美国占领中国神圣领土海南岛，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而且说这是美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就如同"六十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美国应"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她光荣的卓越地位"。（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8-219页。）极力为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侵略效劳和辩护，因此，说丁韪良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毫不为过。美国学者米勒在研究了大量传教士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说："在19世纪，传教士中的领袖人物曾多次赞成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以消除中国人对与西方接触和基督福音的抵抗。"（注：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丁韪良则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殖民者心态，译介系列国际法著作。尽管他声称旨在让中国人懂得并遵守西方资产阶级国际准则，以及"知悉西方各国亦讲道理，武力并非西方人唯一之法律"。（注：林治平前揭书，第260页。）但是， 书中所宣扬的却是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征服蛮夷之地，而令其归化，于理无损"，不平等条约"虽曾被逼，犹必谨守"等理论。（注：[美]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报》，同治三年孟冬京都实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