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丁韪良寓华60余年（1850-1916），其中50余年都寓居北京。这是基于他把京师北京视为开展布道工作的理想场所，以为在京师可以更好地争取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有影响力的阶级和政府本身能支持基督教，则传教事业几乎是必获成功"。（注：Duus前揭文，第33-34页。）参加美国修约谈判使团的翻译工作，使他初识清廷大员，而《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就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等，给了他频繁接触京师高层官员的机会，"他总是习惯性地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引起满清高级官员对基督教启示的注意。"（注：Duus前揭文，第25页。）他参与列卫廉使团翻译时，比使团里谁都更忙，因为他总是在谈判闲暇向清廷官员散发自撰宗教书籍《天道溯源》，随后，担任华若翰使团谈判翻译时，他认为"愈向华人谈及宗教问题，将愈易博得华人友谊"，结果，迫使华若翰撤销谈判期间传教禁令。（注：林治平前揭书，第248-250页。）为赢得中国统治阶级对基督教的支持，丁韪良总是喜结权贵。他与赫德、蒲安臣、威妥玛、卜鲁斯、奕、文祥、崇厚、谭廷襄、曾纪泽等中外权臣相交甚密，大大便利了他的各项工作。他与赫德的关系尤其非同一般，他得赫德之荐才升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形容在同文馆他与赫德的关系时说："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注：朱有前揭书，第168页。 ）他与奕交往日繁，契谊日深，奕颂他"冠西"的别号，他称赞奕等洋务派是"思想开明"的"进步党"。曾纪泽曾私淑丁韪良学习英文、地理、历史、国际法、欧洲政治等，丁氏则从曾纪泽学习中国文化。（注：W.A.P.Martin:A Cyele of Cathy or China.第364页。）
    基督教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普世性宗教，"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是其文化战略，因此，它是不能容忍儒教之类的异端邪说的。狄考文曾极富挑战性的公开鼓吹："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其含意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异端邪说。"（注：陈学恂前揭书，第4页。）但是，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基督教普遍主义遇到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挑战。（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97届胡卫清的博士论文《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有详细、精彩论述。）以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狄考文等为代表的传教士被迫调整布道方法，承继明清耶稣会士的思想方法，同儒家思想在策略上作暂时的妥协，乃至对中国文化有关部分采取容忍、容纳态度。丁韪良主张传教士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必须重视的一股力量，并设法与基督教的优点相协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存在真理的基础，即隐含有上帝的启示：如独一、至高无上、天祐观念等。（注：Duus前揭文，第33页。）他继承和发展源自耶稣会士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注：Duus前揭文，第34页。）以为通过这一策略，可以使"儒教徒"接受基督教，"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见解正确的儒教徒以耶稣作为世界的福音而接受之，这并不需要他放弃对中国人说来孔子是特殊教师的信念。"（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94页。）他所要做的， 就是用西学、教育争取儒教知识分子，改造儒学中与基督教信仰相背离部分，为实现中国基督教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历史的发展常常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丁韪良对传教热情"真诚到永远"，而且方式灵活多样，但是原本不信上帝的中国人对丁韪良之流介绍的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这个"异教邪说"毫无兴趣，青睐的只是他们介绍的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西学知识，丁韪良们在近代中国留下历史踪影并为人所称颂的，正是他们的西学传播等世俗活动。曾与丁韪良常常切磋中西文化的曾纪泽写了一首中西合璧诗赞丁韪良，诗曰："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诛。"（注：W.A.P.Martin:A Cycle of Cathy or China.第364页。）这一历史现象很值得再思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