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周恩来与出兵朝鲜决策问题
    （一）关于秘密访苏时周恩来是否知道出兵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周恩来访苏时的两个陪同人员之一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0月4日会议上， 中央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因为“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掌握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而“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因而周并不知道毛泽东后来的出兵决策。（注：师哲《在战争的背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追忆》，《军事史林》，1992年第3期。）
    但大多数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是当事人的记忆有误，也与当时的情况不符。
    齐德学认为，10月6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对出兵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在此基础上，10月8日， 毛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此命令是由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毛泽东亲自做了审定、修改和补充，刘少奇、朱德两位副主席均做了圈阅。周恩来此时可能已离京赴苏。同一天，毛泽东将出兵决定电告金日成。尽管周恩来没有圈阅10月8日的命令， 但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整个过程他都参加了，即在他赴苏之前，中共中央既已做出了出兵的决策（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沈志华与齐德学的观点相近。其依据是：10月5日会议结束后， 毛泽东曾邀请周恩来、彭德怀、高岗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 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王亚志认为，10月6 日会议上“首先由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然后就出兵的准备事项、出兵后美国可能同我国进入战争状态、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动作和我们的对策措施等，作了讨论和部署。”（注：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6月。）因此他是知道出兵决策的。
    徐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指出，10月6 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研究了入朝作战的具体问题。林彪在会上继续表示不赞成出兵，周恩来当即批评说，中央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会上还决定由周恩来、林彪赴苏商洽武器装备问题。由此可见，周恩来应该知道出兵决策（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二）关于周恩来赴苏会谈的目的和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师哲在同一篇回忆录中说，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主要是在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后来周接到毛泽东出兵决策的电文后，才继续与莫洛托夫就军援问题进行商谈（注：师哲《在战争的背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追忆》，《军事史林》，1992年第3期。）。
    这种说法也同样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有的学者曾就周恩来出访苏联的目的和内容一再向师哲询问，并从其他渠道做过了解，确认周恩来访苏是向斯大林说明我国的困难，以争取苏联提供武器并出动空军，而不是去解释中国不出兵（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也有学者为此专门采访过另一位随行周恩来访苏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康说，周总理此行的目的并非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不出兵，恰恰相反，是告诉苏联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和北京、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以及求得苏联方面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表示同意，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该学者认为，“尽管康一民的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这一段回忆则是同当时的历史情况相符的”（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