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中美关系问题
    （一）关于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是朝鲜战争爆发才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台的重新干涉，没有这次战争，重新干涉不会发生。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同样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处在十字路口上，“既不放弃反共，又不愿在台湾问题上直接武装对抗，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态度，即所谓的‘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注：杨金荣《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4 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台湾不是中外关系的一个问题。英美都基本遵守开罗宣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注：李世安《评朝鲜战争初期英国艾德礼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但大多数大陆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他们普遍反对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改变对台政策原因的这种观点。有的学者从中美关系的演进过程进行考察，认为美侵略台湾、扶植蒋介石是既定方针，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决不仅仅是为保护侵朝美军侧翼而采取的“紧急防卫措施”，而是彻底暴露了美长期以来想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的野心，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而矣。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契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上述政策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仍是美国从杜鲁门政府1950年1月5日声明的立场上不断倒退的结果，是美政府亲蒋反共的实质，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注：王善中《50年代美国对我国台湾问题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6月。）。
    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历来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事实上，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一直企图使陆、台分开，诸如阻蒋迁台，制定台地位未定论及争取台湾实现国际托管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艾奇逊政府因为期待中苏发生嫌隙并将其视为对华的重要政策，1950年1月5日声明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改善美国的在华形象，而“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的企图”罢了。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认为朝鲜战争完全是中苏支持的结果，所以决定出兵朝鲜，并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注：袁盈《台湾问题的缘起与中美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
    有的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却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这种自相矛盾的举动恰恰暴露了“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已经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美决策层在酝酿和制定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即美国国务院、美军方、两党，他们之间的种种分歧，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注：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世界历史》，1995年6月。）
    （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是最近一、二十年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在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重点也开始移向40、50年代的中美关系。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这个时期中美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也使抗美援朝战争与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热点问题研究中，意见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问题上。
    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美国外交史和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副教授南希·塔克认为，“朝鲜战争前，美国原准备承认中国，但因国内意见不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此事作罢”。仔细分析“艾奇逊在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国所采取的实际作法，就会发现艾奇逊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灵活的、容忍的态度。他强调有与北京打交道的实际需要，有与腐败的国民党断绝联系的必要，他赞成与大陆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美国外交人员留在中国。他顶住了来自国会、中国院外活动团、军方，甚至国务院内部的批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只得放弃原来的政策”。艾奇逊的态度来源于以下几点认识：（1 ）艾奇逊深知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腐朽。（2 ）艾奇逊与国务院的这种政策的另一个根据是对华贸易。（3 ）艾奇逊还寄希望于中苏发生矛盾（注：南希·塔克《朝鲜战争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京），1994年2月。）。
    国内也有些学者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曾一度对华奉行了“袖手旁观”。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两国间近二十年隔绝敌视的局面（注：程人乾、赵学功《试论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2月。）。从新中国成立到朝战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等待尘埃落定”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对华遏制政策的正式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朝战爆发到中国介入朝战前的4个月， 美国虽然已转向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但其时美国仍以在远东遏制苏联为中心和直接目标，对华政策仍从属于对苏遏制政策，不具备独立和系统地全面遏制新中国的特性。而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缘起于以下三点：（1 ）中国参战大大影响了美国决策层对中苏关系和中共性质的看法。朝战爆发前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中苏之间有矛盾，中共有可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而铁托化。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决策层这一看法立即烟消云散。（2 ）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因战略驱动，虽渴望新中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却依然不准备与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平共处，一心指望中共蜕变。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美国愈益视中国为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主要对手。（3 ）中国参战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及远东力量平衡变化的认识。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前，美国朝野普遍轻视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打算用原子弹对付的力量。”因而美国决心以遏制方式阻止中国迅速成长为苏联式的世界强国（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注：林利民《试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与贯彻》，《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6月。）。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在详细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大多数中外研究者看法不同的结论。 该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视政策。这套政策既是出于对利益的权衡，也是出于感情和意识形态的驱使”。“由于在中国这么一个东亚大国里美国权势的夭折和共产党人的胜利”引起了美国方面“深刻的仇恨和强烈的反应”，所以持不同观点的美国政策制订者中间“没有什么大区别”。正是因为这种敌视的态度，不少学者所说的“美国政府试图同新中国和好”的取向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美国政策有一个为其他研究者所忽视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中国。这又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有直接关联。而中美的直接军事对抗更加剧了两国的“敌对”，最后导致美国对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看法，即：“在亚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注：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