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出兵朝鲜决策的问题
    （一）关于出兵决策确定的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10月5日说。 有学者认为，10月4日、5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为了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国防安全，做出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并决定以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但很多中国领导人对出兵表示异议，所以直到10月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第二种是10月13日说。执此观点的学者认为，10月2日， 党中央初步形成决定，决定定下以后，毛泽东立即做了以下安排，一是致电斯大林，向他通报中国出兵参战的决定和对苏联装备的要求：二是改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三是将此决定通知金日成；四是派周恩来赴苏同苏联会商；五是要高岗、彭德怀立即返回沈阳，传达中央决定，会议决定志愿军准备于10月15日入朝参战。后来因苏联志愿军推迟出动，使毛泽东不能不予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10月13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最后决定，即使苏联暂不出动空军，中国国内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注：孟照辉《抗美援朝--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事历史》，1992年6期。）。
    第三种是10月18日说。此说的依据是，10月2 日作出的决定尚不是最后的决策，10月3日以后， 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仍在继续开会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10月8日毛泽东命令改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同日，彭德怀在边防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出兵的决定。但出兵入朝的决策10月10以后先后发生两次变化。一次是因为苏联不肯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中央不得不再一次慎重考虑出兵入朝决策是否实行。13日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第二次下达暂停入朝命令是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还要对入朝问题再慎重研究一下。另外，周恩来于17日回北京，也可以根据周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来研究出兵问题。10月18日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经反复研究，毛泽东于18日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决定入朝部队于19日出动（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二）关于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是否有过犹豫和动摇
    在1995年12月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一封10月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不能出兵朝鲜。俄国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少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
    国内有的学者经过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认真比较研究后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 日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的答复。其依据是：（1）毛泽东当时出兵也是为形势所迫的， 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2 ）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往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矛盾，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 （3）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4）毛泽东此时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即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有的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策后，10月10日以后，又“两次变化”决心，关于“是否出兵入朝问题经过近二十天反复研究，决策……才最后确定下来。”（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有的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情况不相符。事实上，中共中央自10月中旬做出出兵决策后，所谓‘两次变化’，只是毛泽东两次将高岗和彭德怀从辽宁召到北京商讨问题。”第一次召见彭、高“是因为接到了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结果的电报，会谈的结果同原来预想结果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对出兵问题再做慎重研究。毛泽东同高岗、彭德怀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这次研究并没有发生决心的变化，而是更坚定了出兵决心，只是将原定的15日出动，向后推迟到19日出动。”第二次召见彭、高，“是因为周恩来18日从苏联返回北京，在志愿军出动前，再最后研究一次出动后的方针部署问题。这次研究讨论，更谈不上推迟了出动的时间。”（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