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无疑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但不是唯一的解释。英国学者冷淡桑巴特、韦伯提出的问题似乎还与英、德两国学者的学术传统不同有关。德国学术界深受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理念学说的影响，习惯于作灵、肉二分并强调精神的作用。从桑巴特和韦伯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影子。桑巴特和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然而，正如戈登。 马歇尔评论时说在桑巴特的著作中，资本主义精神一词常常是指"根据一种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行为模式。从这一角度，一定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伦理'或价值--态度体系似乎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推动器：资本主义，按照新黑格尔主义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经济理念的实现。"（注：马歇尔：《资本主义精神之探讨》，第38页。）
    英国的学术传统是沿着罗马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发展起来的，注重经验和实证。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曾经对希腊的哲学传统作过尖锐批评，认为"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重印本，第340页。）因此， 要重建人类知识的大厦，必须首先清除这样一些溺于思而惰于行的纯哲学思辩。洛克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完善了英国的经验哲学，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应当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可探知的范围之内，而不要在人类知识尚未达到的领域耗费精力。直至今日，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仍然是英国学术界的主流。按照多数英国学者的看法，桑巴特和韦伯提出的观点和论述问题的方法是难以接受的。出身剑桥的年轻经济学家H·M·罗伯逊批评韦伯的分析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韦伯不过是要"构建一些抽象的理念类型，而不是准确地描述事实。"（注：H· M ·罗伯逊：《经济个人主义兴起的几个问题》（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dividueaism）， 剑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第XI页。）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莫礼士·多布宣称韦伯从新教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是"劳而无功的"。"与其认为资本主义是宗教革新运动的产儿，还不若像桑伯[桑巴特]似的视之为犹太人所创造也许更有理由些"。（注：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第8页。 ）因为后者至少承认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来自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学者都像罗伯逊、多布那样对德国学者的观点简单地加以拒绝。韦伯的思想对于一些受大陆思辩哲学影响较深，并富有改革热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托尼就反对自发论和经济决定论，强调观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他宣称观念一旦同物质环境相结合，将会产生爆炸性结果。（注：转引自戴维·赖斯曼：《托尼·加尔布雷思和亚当·斯密》（Tawney,Calbraith and Adam Smith），纽约1982年版，第33页。）因此， 但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是"迄今为止有关宗教与社会理论关系中最富有成效的研究之一"。（注：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the RiseofCapitalism），1990年企鹅图书出版社重印本，第312页。 ）"通过强调宗教激进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的关联，韦伯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的学者曾经有所涉及，但从未有人以如此广博的学识和哲学家的洞察力予以研究过"。（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年英文版，第6页。）他在1922 年出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一书中宣称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对清教"天职"观念的分析是受韦伯的启发。（注：托尼：《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12页。）
    但是，托尼并没有因为韦伯的影响而走到脱离英国学术传统的地步。他在高度评价韦伯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韦伯的不足之处。在他看来，韦伯似乎过分强调了智力和道德因素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他说："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因为它们是新教国家，而是由于经济大变动，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果的影响。认为只有当宗教改革孕育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之后资本主义企业才能产生的想法是过于牵强的"。（注：托尼：《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12页。 ）而且这一时期经济态度变化的现像并不仅仅出现在新教神职人员的著作中，也出现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著作中，因此，应当把清教伦理看作是这一时期整个知识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例外。他还指出韦伯的材料主要取自17世纪晚期几位清教牧师的著作，但他们的思想同两、三代人之前，甚至英国革命早期的清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加尔文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是是否资本主义改造了加尔文教。（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11 页；托尼：《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11－313页。）
    托尼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更接近于桑巴特，而不是韦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追逐利润敢于抛弃一切道德禁忌的气质"；它不是"清教的产儿"，因为"'资本主义精神'同历史一样古老"。（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93、225页。）因此， 他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清教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贡献的。在韦伯看来，清教的作用在于它的"专制"，它通过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控制方式，抑制了自然人的本能冲动，使他们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守纪律、讲时效的劳动者和经营者。但在托尼看来，清教的贡献在于解放，通过"天职"观念它使得劳动得到尊重，财富成为值得追求的东西，从而解除了神学理论对经济动机的束缚，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猜疑经济动机一直是中世纪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的特性。清教在其晚期抛弃了这种猜疑，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增添了一道合乎伦理的光环……"。（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