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注重环境对思想的影响。他是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与新教的联系的。他认为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最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这些变革使得现实生活同神学理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托尼详细分析了从宗教改革前夕直至17世纪末叶经济生活逐步摆脱神学理论控制的过程，并在这种背景之下考查了受冲击的神学理论本身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英国清教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在他看来，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经济摆脱神学控制之趋势的一种反动，领导这场运动的"宗教领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重建教理和教会统治，而且要依据被遗忘的原始基督教的纯净模式重振道德和风习"。（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94－95页。）在这股"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潮中，最为极端的是路德和他所代表的德国宗教改革。路德是以"一个农民和神秘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98、112页。 ）他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以富格家族为首的德国城市资产阶级充满了仇视。后起的加尔文和加尔文教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有所松动。他们并不反对积累财富，而是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财富和为了铺张和炫耀的目的滥用财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的这种态度是环境造成的，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当时欧洲经济生活最发达的城市地区，"在他们要使之道德化的生活中，贸易文明的基本特点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教诲就是针对这些特点而发出的。"（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14页。 ）加尔文教对所处环境的适应并不是意味着宗教控制的松懈，而是使得控制更为实际、有效。在托尼看来，加尔文教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既包含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又包含了"钢铁般的集体主义"。英国清教继承了加尔文教的两重性，并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侧面。早期清教主要表现为严格的集体主义，在清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地区，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监视，毫无个人自由而言。直到以独立派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清教才最终抛弃了它集体主义的一面。随着经济个人主义能量的充分释放，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但与此同时，清教对待穷人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冷酷，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济贫制度遭到了破坏。（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3、4章。）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继承和发展了托尼的观点，同托尼一样他注重环境对思想的影响，认为清教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相信新教神学改变了社会对贫穷的看法：贫穷不再是一种神圣状态，而是缺乏勤劳、节俭美德的象征。（注：克里斯托弗·希尔：《清教与革命》（PuritanismandRevolution ），伦敦1958年版，尤见第1章，第7 章：《英国革命前的社会与清教》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伦敦1964年版，尤见第4章，第7章。）但希尔有两点不同于托尼：第一， 清教伦理中关于劳动、财富和贫穷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像托尼所说的是在清教运动的晚期才出现的，事实上，它们在威廉·帕金斯、约翰·多德、罗伯特·克利弗等早期清教神学家的著作中已经明白无误的显示出来。第二，托尼认为清教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出现，并反映他们愿望的思想，但希尔在其晚期的著作中更注重清教和城乡中、小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他将他们称之为"勤劳族"（ "the indus trious sort of people"）。他说："新教， 尤其是清教对于那些城乡小雇主和个体户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节俭和勤劳可能使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成功或失败的命运完全两样"。（注：希尔：《英国革命前的社会与清教》，第108页。）
    三
    70年代以来，韦伯--托尼--希尔的学术传统受到英国"修正主义"史学家的严重挑战。修正主义史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反对"辉格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历史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观点，注重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二是注重客观和实证。正如理查特。卡斯特和安。休斯评论的："修正主义者以他们对史料的详细占有以及避免事后认识曲解历史的审慎态度而自豪"。（注：理查特·卡斯特和安·休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冲突》（ Conflict inEarly Stuart England），朗曼1989年版，第12页。）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看来，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只是一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预感或推论"，因为他"并未确凿地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注：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帕金的这段话反映了英国修正主义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即使托尼、希尔用作证据的材料也主要是从新教神学家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它们未必反映了一般民众的信仰和实践。在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新教神学家的教诲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行为的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任何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关系的结论都是过于匆忙的。但修正主义史学家批评更多的是他们过多地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感受带入学术研究，容易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桑巴特和韦伯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情看待当时德国出现的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一方面作为生活在长期受周围列强压迫的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鼓吹现代化，希望国家迅速富强；但另一方面，现代化造成了他们所熟悉的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传统社会的迅速倒坍，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且作为深受希腊人本主义传统影响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对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思维的压力也特别敏感。因此，他们是以悲观主义情绪看待现代化的。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也渗透到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之中。英国著名的清教史专家、修正主义者帕特里克·柯林森说："韦伯感兴趣的并非任何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他一心忧虑的是人类将在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官僚奴役状态中被碾碎，'每一个人都成为这部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思考的是加尔文教严厉的戒律和背后的宗教焦虑情绪在使人类最初走进铁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注：帕特里克·柯林森：《英国清教》（ EnglishPuritanism），伦敦1983年版，第5页。）托尼、 希尔是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加入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讨论的。他们的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势。另一位修正主义史学家霍华德。汤姆林森评论说：对于托尼和希尔， "研究历史不是由于历史学本身的缘故，而是通过它来说明现实问题。"（注：霍华德·汤姆林森：《内战前的英国》（Before the English Civil War），伦敦1983年版，第18页。）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说明现实问题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何将现实性和历史的客观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上述学者在两者的把握上似乎有失当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就是托尼、希尔关于清教对穷人冷酷无情的看法。A·L·贝尔对沃里克郡"济贫法"实施情况的调查表明，在"独立派"统治的11年，即1649－1660年，该郡的公共救济比革命前的11年，即1630－1641年增长了3倍。（ 注：A·L·贝尔：《沃里克郡的济贫活动，1630－1660年》（Poor Relief in Warwichshire 1630－60 ），载《过去与现在》1966年总第35期。）美国著名史学家戴维·昂德唐在对17世纪英国清教统治下的多彻斯特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该镇的清教统治者不仅对穷人充满同情，而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清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教义，是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提供的遮掩。 事实并非如此。 "（注：戴维·昂德唐：《天火》（Fire form Heaven），丰塔纳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修正主义的批评不少是中肯的。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托尼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在德国现代化的刺激之下提出来的，参加讨论的学者由于亲身经历而对问题的敏感程度是后来的史学家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是以不加批评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术遗产，我们仍能从中得到许多有教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