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一般而论，把消极待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在实际运用中作用有限，甚至起反作用，但若具体分析，消极待机作为一种策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也具有符合欧洲抵抗运动实情的一面。因其强调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和谨慎行动，在抵抗运动兴起之初，特别是考虑到法西斯占领当局推行的残酷报复政策，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在时机成熟之前避免过早暴露而致力于发展地下组织、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而且，也合乎欧洲抵抗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最初的运用不是抑制而是引导和促进抵抗运动的发展。而且，欧洲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因历史传统、地形地貌、被占领状态及其战略地位各不相同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每一国家或地区最适应自己的抵抗斗争形式也不相同，因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欧洲被占领国家都采取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全民武装斗争形式，而必须从抵抗斗争的实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西欧、西北欧地区除法、意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历史上较少遭到外敌入侵，缺乏武装抵抗异族统治和进行秘密斗争的经验，这些国家大多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国土狭小，缺乏开展武装起义和游击战的客观条件，加上轴心国长期在这些地区奉行"温和"的占领制度和这些国家内部亲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政治上这些地区资产阶级势力强大，左翼力量弱小，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在这些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激烈的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因而笔者认为英国奉行的消极抵抗战略也是适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抵抗斗争的形势的。当然，与此情况截然不同的东欧、东南欧地区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1943年春夏，英国出于军事需要，也在东欧、东南欧，特别是南、希、阿、意一度倡导过大规模的游击战。这些说明英国的消极待机战略亦有其合理性和灵活性的一面。
    二
    尽管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有着如前所述的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夸大，而且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自由发展及其最终结局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应有的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战争初期，英国战时内阁曾经赋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很高的战略价值，视之为打击法西斯敌人的"第三种武装"、"第四军种"（注：参见：J.R.M.巴特勒，《大战略》第2卷，伦敦1957年版， 第209-217页。）。然而，实际上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军政领导的头脑里从未将其真正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而用以实践其战略使命的手段也极为有限。如作为执行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战略的主要机构SOE 本身只是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而不是一个军事机构。其负责人在参谋长委员会并无常设席位，很显然SOE不可能与其他三军种平起平坐， 成为"第四军"，更无法影响英国的战略决策，甚至无法接触到战略的深层次问题。丘吉尔首相直接推动了SOE的成立，但首相本人对SOE的热情也并未始终保持。如在1941年6-7月对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地位进行重新考虑时，作为SOE 最高领导的道尔顿甚至没有得到首相的片言只语（注：前引书《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8页。）。这种状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位置。另一方面，SOE 虽是一个独立从事战争努力的机构，但它必须依靠其他部门提高人员装备，必须遵循许多时常是利益无法协调的部门的意旨行事，而其活动方式又是借助非常规手段，这使它在保守色彩浓厚的英国各部门之间难以立足。如控制SOE 行动所需物质手段的三军参谋长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接纳SOE 这支突起的"异军"。即使在战争初期，英国军方特别是空军指挥官中大量思想保守的参谋人员仍然怀疑把有限的空中力量用于帮助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如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元帅就曾对SOE 的领导人说："你们的工作是一种赌博，它可能带给我们红利，但也可能什么也带不来。"（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2页。）波特的看法固然有其因正面战场吃紧而分不出精力于一些只能产生长期效益的事情上来的客观理由，但也反映出职业军人对特别行动的偏见。正如波特本人的解释："空投穿着平民服装的人去刺杀敌国官员，不应该与皇家空军发生关联……也不合伦理规范"（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56页。）。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SOE能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多少实际援助。如整个1940 年-1941年SOE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的只有两架老式飞机的使用权。 在当时战争形势极为险恶、飞行经验很少、飞行距离遥远的情况下，这种有限的物质手段到底能发挥多大效用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虽然由于战争形势的缓解，英国大规模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加强，SOE 的规模相应扩大，开始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和两个皇家空军中队，但直到战争结束，SOE的整个人力不超过1个师，可使用的飞机约4 个飞行中队（注：《欧洲抵抗运动史1961 年米兰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European Resistance）、牛津-派嘎蒙1964年版，第119页。），可见其实力仍很有限。 而且由于苏美参战后，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参谋长委员会出于职业军人的偏见和战场上的轻重缓急的考虑总是尽可能地削减 SOE的行动计划。而对SOE有政治监督权的外交部，始则因为SOE不承认等级观念，不受高级官员的约束，无视外交部及下属机构的惯例（注：菲尼斯·奥提和里查德·克洛格：《英国战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政策》，（Phylli Auty AndRichardClogg, BritishPolicy Towards Wartime Resistance In Yugoslavia And Greece），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284页。），而对之抱有抵触情绪；后又因SOE在欧洲支持左派力量，与共产党或苏联"过从甚密"而对之极为反感，因而常会以各种借口限制和干扰SOE在占领区的行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这种干扰因素越来越成为SOE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以致曾经作为SOE代表出席外交部与SOE例行周会的斯威特·埃斯科特不得不抱怨说， 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外交部解释做错了什么和为什么做错（注：威斯特-艾斯科特：《巴克街的非正规军》（Sweet -Escott, Baker StreetIrregular），伦敦1965年版，第56页。）。而SOE必须与之合作的机构也与之关系紧张，如秘密情报署（SIS）因一直不甘心SOE的另起炉灶，以及SOE许多行动又妨碍它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而千方百计要排挤它， 流亡政府也希望跨越它们而直接与本土或盟军最高指挥部联系。SOE 在战时的处境意味着英国要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必然严重影响到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实际的情况也正如米歇尔由衷感慨的那样："该有多少机会都因盟国没能更好地利用抵抗运动、武装得太少或太迟而被浪费掉。"（注：亨利·米歇尔《隐蔽战争；1939 -45 年的抵抗运动》， （Michel, H, TheShadowWar,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45），伦敦1972年版，第358页。）英国积极作用很有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它对欧洲各国及不同抵抗运动力量、抵抗形式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SOE 宪章明确标榜要支持海外一切反法西斯的行动（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M. R.D.Foot,SOE,AnOutlineHistoryoftheSpecialOperations Executive, 1940-46），伦敦1984年版，第20-21页。）。丘吉尔也一再对他的部下表示，英国的使命是要帮助那些能更有效歼灭敌人的人（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第155页。）。然而事实上，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有明显侧重。从区域来讲，英国对西欧、西北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对英国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治利益的大国支持较多，而对其他地区支持甚少。即使像波兰、捷克这些拥有较强抵抗能力和潜力的国家，其支持也相当有限。从抵抗组织的类别看，英国大力支持的对象主要是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而对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抵抗斗争支持有限。从抵抗形式看，英国在欧占区支持的抵抗领域虽无所不包，但其侧重于颠覆宣传、怠工、罢工、能影响敌军经济和士气的破坏活动、搜集情报、组织地下军队、有限的游击战等方面，而对大规模的、公开的、全民的武装抵抗斗争基本上不支持。这些说明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并非一视同仁，一切只依反法西斯的军事需要为转移。而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支持的不同侧重和取舍，主要是基于英国自身的军事需要和政治考虑，而非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特别是到战争后期，其政治考虑越来越成为支配因素，从而使英国政策中的积极成分几乎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