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不平衡的原因当然很多，综合前述诸点，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客观上讲，战时英国在各大战场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其有限的国力之间的矛盾是制约英国全面有力地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战争初期，英国几乎倾其所有可用的潜艇和飞机用于对其生存攸关的大西洋海战和英伦空战，很难抽出必要的运输手段和物质来援助欧洲抵抗运动。 另外， SOE 的秘密性及其与其他战争机构之间的利害冲突和人事摩擦也是限制和制约英国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客观原因。而从主观上讲，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指导思想的保守性则是限制英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的守旧性。一般说来，他们不能认识到抵抗运动的真正价值，对超越常规的思想和行动时常抱抵触情绪，也不敢冒险于一些后果难以意料的事务。空军参谋长、外交部和秘密情报署的前述态度即反映了这一倾向性。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保守性更主要的表现是其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顽固性，这决定了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会过多地考虑自身的需要和行为后果，所以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只可能是有选择、有限度地予以重点扶植，要能为其所用，而且往往拖延不决。当然，到底那一制约因素是主要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时期和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由于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而这种意图时常与反法西斯战略目标并不一致，这不仅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未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积极效果，而且产生了很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综合看来主要有两点：1.英国政策一直拘泥于消极待机战略的既定框架而无根本性突破，其执行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和欧洲抵抗运动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之后，消极待机思想越来越表现出限制、束缚抵抗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它极不利于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发挥，使抵抗运动在相机选择适宜的斗争时机和斗争方式上受到限制，再加上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西线盟军在欧洲战场并无重大军事行动， 结果造成一些受英国影响很深的西欧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落、被动挨打、发展受限制、战斗力不强等状况，加大了欧洲各国和各地区抵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2.英国政府主要依靠和重点支持以流亡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本能地恐惧和抑制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结局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英国支持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抵抗运动力量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是英国政府视之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加以重点扶植，并借以抑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这就大错特错而且贻害无穷。流亡政府由于长期远离国内生活、斗争实际，既缺乏对国内生活环境和瞬息万变斗争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及时把握，又没有那种处于严酷斗争环境下的切身体验和压力，因而大多丧失了从事积极抵抗斗争的强烈驱动力和紧迫感，而且多数资产阶级抵抗组织都有一个通病，他们往往把国家、民族解放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西方盟国的支持而不是建立在依靠本国人民长期艰苦的斗争的基础上，并处心积虑要恢复战前的统治秩序，尽量防止可能危及他们统治的人民运动出现。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仅不愿拿自己掌握的武装和所获得的支持进行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常常瞻前顾后，动摇不定，而且也不充分发挥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斗争，倒是忙于保存和搜罗力量建立一支准备用于镇压人民力量、重建旧秩序的武装，因而许多流亡政府及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的抵抗组织不仅没有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时常成为阻碍抵抗运动发展的因素。流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这些特点与伟大、艰巨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能高度驾驭形势发展变化的卓越胆识和睿智、强烈的斗争使命感、坚定果断的行为方式、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并能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甘苦与共等方面素质格格不入，更何况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发展，流亡政府和资产阶级力量竭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已与人民大众要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大势所趋背道而驰。因而，流亡政府及其资产阶级抵抗组织已无法完成彻底战胜法西斯敌人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使命。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囿于其阶级属性，不仅不从根本上顺应潮流，反而倒行逆施，加紧扶植各种旧势力的代表，拼命抑制人民革命力量，抢夺胜利果实，结果导致欧洲抵抗运动内部人民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不平衡，大大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甚至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的前途，阻碍了战后欧洲政治朝着人民民主的历史方向迅猛发展的潮流。
    三
    综观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及其执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英国较早倡导欧洲抵抗，而且从各个方面予以实际的引导和支持，加上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欧洲抵抗运动特殊的依存关系，它是推动欧洲抵抗运动产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外部因素。它对流亡政府在道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推动、支撑和影响着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内部资产阶级政治、军事力量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基本立场，加强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总体力量，有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是对沦陷区人民抵抗斗争的精神鼓舞与实际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感召及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促进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觉醒，有助于广大人民克服最初的悲观失望情绪，增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强烈愿望、勇气和必胜信心，从而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的滚滚洪流，既扩大了抵抗运动的队伍，又为抵抗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战时PWE的外部引导和SOE特工人员的内部策动，有助于抵抗运动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走上内外联合，广泛协作，并获得各方面的技术指导，加强了抵抗运动的组织性和斗争艺术；战时英国对抵抗运动系统的物质援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洲抵抗运动资金、武器、弹药、药品奇缺等各种难题，而且使其装备改观，战斗力增强。因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不容抹杀。但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和英国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其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存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和不平衡的局限性，因而对其积极作用和影响又不能无限夸大。不仅如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成为阻碍欧洲抵抗运动充分、健康向前发展及其获得彻底胜利的障碍。其长期依靠流亡政府，奉行消极待机战略，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以及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使其在相机选择有效的斗争形式和适宜的斗争时机方面大受约束，导致一些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利于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英国在支持抵抗运动的过程中，过多立足自身需要，偏重于支持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地区和抵抗派别，而忽略或拼命抑制另一些抵抗运动，加大了抵抗运动区域和抵抗运动形式、特别是抵抗运动内部人民革命力量与保守势力不平衡，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并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前程，使得抵抗运动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抵抗运动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影响了战后欧洲的民主进程。正因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因而我们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者任意夸大或缩小，而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与评价，但也要看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多变的和不平衡的，其性质和状态往往取决于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短期需要与长远政治利益两者的权衡的结果。如在战争初期和盟军反攻时期，由于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或者军事需要和政治利益本身是统一和协调的，所以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在其他时期特别是战争末期，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