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严复费尽心思地用“自繇”来对译"liberty"，因为他觉得该词“依西文规例”为“非虚乃实”（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更为紧要的是他从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到了可以与之通约的资源。但是，严复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去领会一种迥异的政治文化传统，多少会受到限制，更何况“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国民众大多数都把“自繇”视为“放诞、恣睢、无忌惮”的代名词，对它一向有深深的误解与排拒意识，这无疑又平添了"liberty"进入中土的困难。然而，严复用“自繇”（自由）来译"liberty"，几经传布，现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功劳。非常有意思的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将"liberty"贩入中国时，多以“自主、自主之权”来译"liberty"（注：如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22）将"liberty"诠释为“自主之理”；麦都思的《英汉字典》（1847）将之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9）将之译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等。）；而所谓“自主之权”又常与“民为主”相通，却同“君为主”俨然对峙。在当时专制政治挟制下，要想倡导“自主”，无异于向君主挑战。严复对此可能没有多少知晓，他穷尽余生努力倡导的自由，因为语言差异、文化差歧、思维方式不一以及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势等因素，难免染上中国特色。为此，我们拟从“自繇”与限制、“自繇”与人们的信仰、“自繇”与人们的智识、“自繇”与时代主题等方面去探讨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二、“自繇”与限制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概念，有精神逍遥、意志无拘之义，后人据此以为这接近于西方思想家所指称的“积极自由”。严复可能十分欣赏这种庄子式的逍遥，但是他又认为“自繇”应该是非常实际具体的即“非虚乃实”。为了进一步消除人们对“自繇”思想本身的误解，他将“自繇”与限制联系起来，力图在“自繇”的有限性与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也就是他所说的“界”。
    “自繇”为什么必须是有限的？严复认为，假若“有人独居世外”，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事实上，这种桃花源般的生活对于有群居本性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既然如此，要想维系世界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遵循“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的原则。严复的此种识见，使他在穆勒的On Liberty中找到了证据，这也是他为什么对该书情有独钟的原因。
    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散漫无边的所谓自由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这是“自繇”真义很难获得知音的缘由。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思想家在自由与限制之间都有理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页。）。在严复眼中，如何才能避免用限制来压制甚至取代“自繇”呢？他主要从两个维度来探讨：一是从社会成员的维度；二是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维度。
    从社会成员的维度，实际上就是从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人类既然不可能离群索居，就必须生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由于欲望、利益与资源的非均衡性，每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受到生活的和谐。因此，每个人行事必须考虑到两个原则：分享“自繇”但不能损害他人利益，珍爱“自繇”但必须承担责任。前者使严复对“不法”“无礼”式的“自繇”深怀戒心，后者使他认为“自由者，各尽天赋之事，而自承之功过也”（注：《严复集》之一，第118页。）。
    怎样才能满足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呢？除了个人对秩序的追求与对责任的担当外，我们必须求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合法代理人，这就是一个社会一定时代的政府。在严复看来，政府（或国家）的职能就是维持人间秩序，如果“无政府，亦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制，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五伦莫不毁”（注：《严复集》之五，第1287页。）。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治人、治于人之制”，防止人伦破坏，预防人人相欺，只有每个人享有的“自由取决于法律、习俗或他们的感情”时，才是“好的自由”（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46页。）。因此，严复十分强调对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与生活常识、风俗人心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定是可信与可靠的吗？换言之，政府对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会不会造成伤害呢？“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注：《严复集》之五，第1282页。）。“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与自由反对也”（注：《严复集》之五，第1287页。）。据此，严复对政府与自由的紧张关系是有警觉的。在笔者看来，严复之所以有这样的隐忧，与他对君主专制的痛斥有关，因为正是在“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社会成员“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8-929页。），哪里还有自由！既然，政府有对社会成员的“自繇”造成威胁的可能，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使相济而不相妨”（注：《严复集》之五，第1279页。）。
    实际上，只有真正认识到政府可能对“自繇”形成的威胁，才可能合理安排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也才会为个体自由发展提供可能的空间。进一步说，个体在自由的有限性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首先表现为每个人自己有判断善恶并对善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即“善恶由己”；其次，每个人都可以“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和“不为权势所屈”（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严复尽管对“自繇”与限制的张力有理智的态度，但是当他看到当下饱受压制与剥削的社会大众发出愤怒的呼号，向现有秩序发起猛烈的冲击，力图斩去所有的枷锁时，严复的思考明显发生了摇摆。一方面他对封建专制所造成普遍限制嫌恶至极，另一方面又对无序的社会反抗指责有加。他想用开明专制为社会成员的“自繇”铺设必要的道路，但是那些干劲冲天的贫民大众，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管制带来的不适。严复的心灰意冷是可想而知的，他以译书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也顺理成章。也许严复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