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繇”与信仰的关系
    严复对“自繇”进行概念转换，将其同限制联系在一起，他的用意是使人们了解“自繇”的真正意义。但是，现实的中国人总是享用“自繇”的诸多“劣义”，为什么这样呢？就其本质而言，这关涉到人的信仰问题。因此，必须清楚“自繇”与信仰的关系，根本的是要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
    何谓言论自繇？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由此可知，严复认为言论自由，其实质就是求实存真。因此，无论你是古代的圣贤，还是当今的最高统治者，都必须遵循以事理本身的真伪来判定是非的标准。关于这一点，对于在戊戌政变和义和团造反期间开始翻译OnLiberty的严复来说，委实感触至巨。随着维新事业的受挫，整个社会陷入压抑的气氛之中，而严复又深为朝廷所忌，他深尝失去自由的痛苦。也许正是这种郁闷相加，他以译书来遣怀；也正是在这种缜密的学理探讨过程中，他更加清醒地审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如果联系他对革命的谨慎与对教育启蒙的钟情，我们就不难理解严复此时的心境以及他对言论自由的强烈期待。但是，如何才能保障言论自由呢？
    非常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考虑到如下问题：维护言论自由必须有一套良好的机制。在严复看来，由于中国古代纲常名教的笼罩，人们即使行动不自由，但仍从思想家的著作中透露出一些叛逆之音，严复对此大加称道（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实际上，与其说他在赞赏言论自由，不如说他在激赏思想者的勇气！各朝各代的“特立独行”之人，不是冠以“名教罪人”，就是沦为隐士，即便有狂狷之辈，也多身遭陷构，郁郁不得志。可以说，中国古代言论自由的土壤是何其贫瘠，维系它的规则又是多么脆弱，人们根本谈不上有信仰的“自繇”！
    严复对中国古代社会尚存的一点反叛之音的称誉，当然折射出他对现实社会思想言论不自由的不满。严复可能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的关系，但是他渴望说话、表达的自由，他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霍布豪斯认为：“人身自由领域”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但是，要是没有思想交流的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思想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因此，思想自由必须附带有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和平讨论自由（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2页。）。由此可见，严复指的言论自由是极为狭隘的。另外，他也没有注意到“言论和信仰只要是表达个人的虔诚，就都是自由的”（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这一点，把古代贤士反抗统治思想的微弱声音误以为言论自由。实际上，“一个人被他人控制是不自由的，只有当他被全社会必须服从的原则和规则所控制时才是自由的，因为社会是自由人的真正主人。”（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因此，只有适当的法律与制度才能创造一种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使人们在其中进行无畏地寻求真理的活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与价值信仰系统。严复对此还是有所警觉的。当变法遇挫、新政勃兴之时，他不愿看到民众以复仇的火焰去点燃革命的种子，而是希望整个社会在有序的改革的推动下，步入一个健康的、进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再联系他与孙中山的那次著名谈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严复的良苦用心了。
    四、“自繇”与启蒙的关系
    严复所引介的“自繇”思想之所以难以深入人心，除了思想的本身因素、人们的信仰问题外，还与当时人们的智识状况有关，尤其是那些关于“自繇”的知识的普及情况。在严复看来，“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者为能享之，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特争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为圆足。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又以一己独知之地，善恶之辨，至为难明，往往人所谓恶，乃实吾善，人所谓善，反为吾恶。此干涉所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也就是说，要真正洞察人类的“善恶”本性，就必须使人类享有“自繇”，即“非任其自繇不可也”。质言之，人类拥有自由，是其本性的内在要求。严复的思虑是，人类怎样才能获取使其“自繇”本性得以展开的那些知识呢？
    对于深谙中国国民素质状况与服膺西方进化论的严复，他自然将目光投射到个体素质的提升与社会的改良上。在严复的意识中，个体素质表现为力、智、德三方面。因此，“自繇”的实现，便与民德的演进、自治力的培养和知识的增长即启蒙联系在一起。但是，严复在此处，与其西方思想导师有着明显的分歧。他将每个人个性的培育混同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之中，并且以为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不过是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由此看来，严复对自由实现程度的关注，是与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诊断分不开的。因此，严复很自然地联想到社会进化这一大背景对其思想关怀的重要性，即“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实际上，当整个社会益加文明时，人类“气禀嗜欲之中”束缚其自由的成分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祛除，或者说人类远离“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的状况就会越来越远了。
    应当说，严复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把握得还是相当准确的，至少从一个士人的眼光审视现实困境，他说出了那一代人的焦虑。单就提高国民素质而言，严复就表现出了莫大的热忱。对于一个日渐孱弱的民族，思想文化启蒙是一项无法回避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严复等辈以救世主的姿态，力求扫除整个民族的无知昏暗状态。就像人类自身的成长一样，家长的教养与教师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民族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时，这个民族才可能“郅治有必成之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