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严复对自由实现条件的关注，透露了其理论的困境。自由为人类本性所在，这是一种实然判断还是一种应然判断呢？从他对卢梭“斯民生而自繇”的不认同来看，他无疑同意这是一种应然判断。这就表明，中西方对自由学说探讨的逻辑假定的差异。严复很难想象人类曾生活在一个充满斗争的自然状态中，为了摆脱此种无休止的争斗，人们以和平协议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对严复来说，与其让人们自订协议以谋求生存、自由与幸福，还不如让圣贤来启蒙他们，使其脱离无知之境。这里，严复显然有一种先知者的优越感。而那些群龙无首的民众，则处于一种迷茫的期待化育拯救的不安之中。这种知识精英对于无知民众的救赎，使民众很自然地滑入对权威主义的崇拜之中。所以，严复在晚清中国寻求自由之实现，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理论的偏好罢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晚年的严复为何招来“保守”的骂名。
    在笔者看来，严复这种对启蒙的过分执着，暴露出他的如下倾向：一是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倾向；二是对英雄史观的向往。实际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知的不完全可靠性和德性的不可信赖，一再击碎了我们人类的美好梦想；而那种对英雄创造历史论调的偏爱，迟早要被人民大众的正义力量摧毁。只有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对历史与传统表现出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才可能真正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也许就是严复等辈对启蒙过分自信的内在困境及其启示吧。
    五、“自繇”与富强的关系
    如上所述，“自繇”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受挫，与思想的自身因素、接受群体的信仰与智力水准等相关。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同当时社会的主题有关。自1840年以降，晚清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以救亡图存为中心的。严复和那时的人们一样，在进行思想选择时，是不可能回避这一主题的。严复以下的一段话就反映了此一趋向。他说：“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集》之一，第2页。）依此论述，西方兴盛的两大奥秘并非其独有，中国同样具备。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富强呢？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缺乏西方式的自由。严复的时代关怀，不仅没受到赞扬，反而被人认为是导致自由价值在中国的普遍失落的罪证。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或者说，“自繇”与富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要回答此问题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严复为什么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即使把它们联系起来，二者有什么内在逻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自繇”与富强作为两大目标，到底是谁的职责？
    严复为何要把自由与富强联系起来？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当严复身处繁荣富强的异国他乡时，难免会想起自己国家的没落贫弱，在两种判然有别的情境下，他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因此，他自然会把自由与富强扯到一起。
    但是，把二者放在一起，就一定说明它们有某种内在逻辑吗？从表象上看，自由促进了国家富强，但它隐含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专制阻碍了富强。从严复的那段话我们似乎得不出如是的结论。换句话说，自由是富强的必要条件吗？仅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盛世，就可以说明专制也可能创造了富强。因此，自由与富强并无必然之关系。事实上，自由与富强是一个国家的两大目标。正是这样，严复在当时国势日衰的逼迫下，一方面始终对自由深怀憧憬，另一方面又专注于民富国强之急务。关键在于，自由与富强这两大目标，如何做到并行不悖？
    明白上述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严复如何思考实现自由与富强的。自由，作为人类的本质性体现，前提是要使人们信仰与热爱自由，正如严复所说：“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指自繇--引注）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指自繇--引注）而终不败者。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既然，人类对自由的依恋，“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203页。），那它与富强到底是何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严复是如何认识富强的。严复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注：《严复集》之一，第27页。）很多人以为这段话讲的是自由与富强的关系，即自由可以促进富强。我们认为并非这样。实质上，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有两层：一是政府（朝廷）与富强的关系；二是政府（朝廷）与被统治者（民）的关系。前者指向的是政府的职责（或目标），后者是基于前者的解决情况来确定与处理该社会的冲突问题。无论是执行政府的职责还是解决统治关系问题，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其总代表是君主。我们知道，君主有两大职责，即教民与富民，这两大职责的中心是维护君主的统治。其实，这里隐含着一层意思：被统治者（民）是愚昧而低能的，必须依靠父母（君）来为其谋利与改善心智。严复虽然十分渴望自由与富强之实现，但是由于振衰起弱之急务的威逼，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看作促进富强的一种手段。也许，他以为如是之举，至少可以提供一种传播自由思想的合法性。事实上，即使严复在传布自由思想时，将自由与富强联系起来，密切关注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任何威胁到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都必须加以压制。同时，在统治者眼中，这种自由思想对当时的革命思想还有煽风点火的作用，因此，必须把它扑灭。另外，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严复在传播自由思想时，不仅不支持革命，反而还抨击革命。于是，对自由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严复的本意是想二者兼顾，却造成自由与富强的双重失落，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