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告别革命，还是拥抱自由？
    西方自由思想自严复引入以降，国人对此议论纷呈。尤其是革命之高扬与自由之失落的巨大反差，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莫衷一是。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自由的受宠与革命的冷遇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而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其“自繇”思想处境尴尬，又是众所周知的。颇具讽刺的是，当革命的魔力摧毁了社会持续成长之阶梯后，人们越发感到告别革命之必要与拥抱自由之必需，也更加发觉严复思想的精深与可贵了。那么，到底是告别革命，还是拥抱自由？
    不错，严复对自由的尊重和对革命的讥讽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是无条件地拒斥革命吗？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革命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在于，暴力式革命可以无情地摧毁旧世界，但它一定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吗？严复对此常持慎重态度。不过，当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有扫荡社会之虞时，他坚决否定革命，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乎不可跻乎”（注：《严复集》之三，第645页。）？实际上，严复即便一直信奉自由、民主、宪政等，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君主制的主张。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秩序之考虑，另一方面在于他深信在原有秩序的基础之上，可以走上渐进的改革之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的民族。”（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这也许就是严复坚决反对“流血以灌自由之树”（注：《严复集》之一，第120页。）的理由吧。但是，“私人的骄傲、野心和好乱成性有时曾引起了国家的大乱，党争也曾使许多国家和王国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祸根究竟往往是由于人民的放肆和意欲摆脱合法统治者的权威所致，还是由于统治者的横暴和企图以专断权力加诸人民所致，究竟是压迫还是抗命最先导致混乱。”（注：〔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9页。）严复对此难道会以一句“让公正的历史去判断”来加以搪塞？我们相信，在统治者的暴政之下，人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注：〔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6页。）。即使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也“可以反抗一切对民主宪章和民主方法之使用的攻击（不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任何这类攻击，尤其是如果它来自掌握政权的政府，或者它被这种政府容忍，都应该受到全体忠诚的公民的反抗，甚至是使用暴力。”（注：〔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综观上述，当人民为了反抗暴政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时，使用革命手段无疑具有正当性。但问题是，反抗暴政就一定导致自由吗？换句话说，革命胜利之后就必然享有真实的自由吗？一方面，“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9页。）；另一方面，“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页。）。因此，在革命之使用与自由之享有之间，我们不可轻言告别革命，对革命必须有审慎的态度，即只有当这种革命是为了解放被奴役的人，保卫尊重人的“制度、思想、习俗”，即实现人类自身合理的自由权利时，它才可以得到运用与高扬。换句话说，革命不必告别，只要它是为了我们更好地恰当地拥抱自由。
    无可否认，为了我们的正当自由而恰当地使用革命的武器，是值得称颂的。但是，革命的武器能代替武器的革命吗？因此，必须处理好启蒙者与革命者的关系。严复的困惑或许在于，启蒙者与革命者之双重角色难以兼得（注：关于启蒙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之论述，参阅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1-185页。）。不过，他是无愧于自由思想的伟大启蒙者的称号的。假若再检视一下西方自由主义落到实处的经验时，对于严复的无奈，我们必能予以同情的理解。霍布豪斯总结说：“自由主义运动是和生活共同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生活结构的一个贯穿一切的要素。……自由主义在每一点上都是一项被其名字充分表示的运动……一项解放人民、扫清障碍、为自发性活动开辟道路的运动。”另外，“我们必须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在它们提供的基础上能建立起什么样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自由主义思想某些明确的历史阶段。……在各种思想的实际运用的指引下，我们将接触自由主义的核心，并将试图把自由主义学说诸要素作为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理论形成一个概念。”（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23页。）简言之，自由主义是理论与人类生活改进密切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理论”，而且还是一项促进人类整体文明演进的持续性运动。自由思想为中国所晓，只是近代的事情，不论从理论的接引与发生，还是从其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来看，都是微乎其微的，很难说它真正形成了“一支有效的历史力量”（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更别说它是“现代世界生活结构的一个贯穿一切的要素”。其实，“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作为一种破坏的、革命性的批判。在长时期内，它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的任务似平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是去除阻碍人类前进的障碍而不是指出积极的努力方或制造文明的框架。”（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由严复开其绪的自由思想，起初也是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的革命出现的，而他本人自始至终又不愿背叛君主制，此种内在矛盾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严复孜孜以求的自由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