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大溪遗址已经历了6次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达4528平方米以上（第三次发 掘未公布发掘面积），除发现大量的灰坑、沟、灶、柱洞和祭祀坑（？）外，主要收获是发 掘出新石器时代墓葬379座。这6次发掘是1959年7月～8月及11月～12月，四川省长江流 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两次发掘，发掘面积228平方米， 发掘墓葬74座（注：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 时代遗址发掘纪略》，《文物》1961年第11期。）。1975年10月～1976年1月，四川省博 物馆、万县市文化馆、巫山县文化馆进行第三次发掘，发掘墓葬133座（注：四川省博物 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1994年3月～4月，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进行第四次发掘，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3 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遗 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2000年10月～2001年3月，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进行第五次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掘墓葬14座（注：白九江 ：《巫山大溪遗址历年发掘与思考》，《重庆历史与文化》2001年第2期。）。2001年下 半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又进行第六次发掘，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发掘墓葬155座（ 注：邹后曦：《重庆库区2001年度的主要考古发现》，《重庆历史与文化》2002年第1 期。）。
    大溪遗址1959年的第一、二次发掘资料的整理，是在1960年11月至12月，由四川省博 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进行的，笔者作为冯汉骥教授的考古学研究生与历史系1956 级考古专门化学生一起参加整理工作，并受命负责撰写发掘报告。发掘简报由四川省博 物馆负责，后由沈仲常、袁明森先生执笔撰写的《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 略》，发表在《文物》1961年第11期上，遗址名称改“火爆溪遗址”为“大溪遗址”， 但并未提出“大溪文化”的命名。“大溪文化”作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笔者从1961年 开始至1962年5月在冯汉骥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巫山大溪发 掘报告》中提出来的（注：林向：《巫山大溪发掘报告》，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1 962年5月。）。报告曾请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石兴邦等先生审阅、通过。可惜这份报告 的1966年修改稿在“十年动乱”中不仅未能发表，而且连同它的全部图照表格等一并查 无下落了。
    所幸的是《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的1962年原件还存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报 告》的“第五章文化性质与年代”的第一节，在全面分析了大溪遗址的文化性质后写道 ：“以上这些特征，构成了大溪遗址与其它各种文化不同的文化面貌。目前已知，与此 相同的文化遗迹在长江三峡地区：如湖北宜昌的杨家湾、四渡河，秭归的朝天咀及四川 境内巫山县城等地已有发现。因此我们建议暂先命名为‘大溪文化’以志识别，以利进 一步的发现与研究”（54～55页）。这里还有一点必须说明，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 在他的名著：《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中在论述西北与西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 时曾写道：“最近巫山大溪文化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我同意川博同志的 意见”云云（注：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 。他引的只是1961年11月发表的《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略》，可是此《 纪略》并未提出“大溪文化”已如上述；而且石先生只是为讨论其它问题时提到“大溪 文化”，并未对此作必要的论证。
    时间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们对大溪遗址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有了更多的思考，特别 是关于“大溪文化”的性质与内涵、分期与年代、类型与分布等问题，更是有待进一步 的讨论与界定。例如笔者在1980年即提出：“大溪文化以首先发现在四川巫山大溪遗址 而得名。它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三峡和江汉平原的原始氏族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由于近年来新发现愈来愈多，而大溪遗址的正式报告却未能发表，致使海内外学者对大 溪文化的特征及其相关问题有所误解。”“诚然，大溪遗址有其个性，但正本清源，也 应有较全面的认识”（注：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二 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大溪遗址历年 来的发掘材料（除第三次发掘外）仍未能全面发表，因此“误解”似乎始终存在，例如澧 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等洞庭湖北岸的遗址，被认为是“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任式 南先生指出“有人认为，这类遗存虽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是受 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注：任式楠：《大溪文化》，刊《中国大百科 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笔者即持此见。因此，有关大溪 文化的种种讨论，将会因地下的新发现与旧资料的陆续公布而逐渐展开，我们正拭目以 待。
    三、长江三峡重庆库区的崖葬调查与清理
    世界上的崖葬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及太平洋南岛一带，长江三峡是其主要分布区之一 ；崖葬文化很可能起源于南中国（注：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笔者以为长江中游的古大湖沼 泽区（跨今洞庭、鄱阳两大湖）周边--即东部的武夷山及其邻近地区和西部的长江三峡 及其邻近地区很可能有其源头（注：林向：《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 981年第8期；《崖葬的发现与研究》，《淮阴师范学报活南文史丛刊》213期，1985年 。），三峡崖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三峡库区的文物抢救高潮中似乎顾不过 来，它们虽然大多处在淹没线以上，但随着水库蓄水线的上涨，其保护和利用的紧迫性 会逐渐加大的。这次笔者见到万州博物馆的崖葬陈列颇受海内外游人的青睐，而科研又 暂时跟不上，更感到有必要提请有关方面予以注意。
    198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为了筹备即将在1981年联合召开的“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 ，曾在考古专业成立崖葬科研小组（注：崖葬科研小组由笔者和当时川大考古专业学生 梁太鹤、张建世、王和平等4人。田野调查则有奉节、巫山、巫溪县的有关同志参加。） 。这个崖葬科研小组成立后利用教学之余做了两件事，其一是编辑了《悬棺葬资料汇编 》一书作为在讨论会前后散发的会议资料。《汇编》刊登了本组编辑的《我国悬棺葬（ 崖葬）历史资料辑要》，从典籍、方志中辑录了大量有关崖葬的记载（注：此书由四川省 博物馆编印，在会议上及会议前后作为会议资料向有关人士散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收录文献时编印有误，致使有的研究者引用不察，发生以讹传讹等情，笔者为此深感歉 意。）；同时还摘录此前重要的研究崖葬的论文，如芮逸夫的《僚为仡佬试证》、向达 的《中国的崖葬制》、刘铭恕的《崖墓稽古录》等。其二是1980年7月～8月，利用暑期 赴奉节、巫山、巫溪三县作田野调查，冒着酷暑在长江、大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悬崖上 周旋，并清理了一具从巫溪东溪河荆竹坝的棺木岩上取下的木棺（注：川大考古专业崖 葬科研小组：《四川巫溪荆竹坝崖葬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后来由笔者执笔的调研报告：《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作为1981年在四川珙县举行 的“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注：林向：《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民族学研究》 第4期，民族出版社1982年。）论文印发。这次的峡江三县的崖葬调查弄清楚了一些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现举其重要的几点在此作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