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还 表现在方法论上。对此，他是这样说的：“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 ，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 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侯外庐先生所说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方法论”，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所做的高度概括”，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看成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社 会形态的指针”。（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这种“高度概括”，主要 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归结为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归结为由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相分离到在资本家手中实行两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 方法”。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科学的抽象力就无法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做出 如此高度的理论概括。侯先生说：要理解马克思所做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就“要求我 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 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是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的。在历 史研究中，侯先生“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 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 对他的“熏陶”（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从以上的简介和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侯外庐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高潮时期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在革命低潮时期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征途。他 以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为起点，十年如一日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 不渝的事业。期间，他受到《资本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熏陶，从而为其日后从事历 史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他在历史科学研究所取得的 卓著成就是与其在30年代理论上的“十年积聚”分不开的。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 史科学体系时期
    侯外庐先生从事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其中有《中国古代社会 与老子》一章，1934年曾作为单行本出版。这可以看作是侯先生涉足中国古代史的开始 。因当时尚有翻译《资本论》的繁重任务和教学任务，故未能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19 38年，在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任务并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之后，侯先生才有可能真 正开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1939年发表的《社会史导论》是他真正转向历史研究的标志 性开端。从此，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探索和建设 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经50年代，至60年代 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非自侯外庐先生始。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就 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他堪称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 。然而，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总体性的研究，形成总体性的认识，严格地 说，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问世为其标志 ，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时期。经过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了发展，队伍开始壮大。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开始占领史学阵地。侯外庐先生真正转向历史研究 较之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为时稍晚，但他亲身 经历了整个30年代，关注当时历史学界所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对当时论战中的主要关 键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论准备，对当时论战中存在的各种理论倾向也有 着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就有可能在更高的起点来研究和回答论战中争议性最大的焦点和 难点。
    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 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 四是何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是否有过这种社会；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 即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这场论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马克 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实际。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鼓 吹这种论调的矛头所指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了回击论 敌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把回击的重点放在“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 殊论”上。
    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是一种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否认历史发 展有共同规律可循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这种错误理论进行斗争时， 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肯定了历史发展有共同规律可循，肯定了马 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实际。总之，当时他们所着重强调的是 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 ，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偏颇。侯先生在开始他的中 国社会历史研究时，既注意到全盘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 的“中国历史特殊论”的错误，又注意到只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 ，以及只强调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而忽视其多样性的理论偏颇。这两种倾向用侯 先生的话说：“一种是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做基本立脚点；另 一种则是，形式上占有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材料，而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原 则。”他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注：侯外庐： 《韧的追求》，第115页。）。有鉴于此，侯先生从一开始就坚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 ，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 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