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拨乱反正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是对“ 文革”时期史学界极“ 左”思潮的纠正。它较之传统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致力的社会史研究具有诸多不同,成为中国历史学复兴最直观的表征。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近年来它成为中国学术热点的重要原因。除了具有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共同问题和共同研究对象外它还有许多突出反映当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的新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指导思想, 以及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这些成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一、从追捧西方社会史理论到注重本土化研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道路时谈到了社会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历史科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中叶, 社会学理论才逐渐取代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945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模式。”很显然此论是伊格尔斯针对西方学界而发社会学理论能否取代历史学理论似可进一步探讨但毋庸置疑的是这股社会学理论主导下的社会史思潮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强大冲击力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学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认真审视198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发展进程, 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理论其实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走向。”应该说,这一发展态势直到今天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人们的认识却在发生着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概念的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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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雁斌:《世纪之交的史学盛会——20世纪的历史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览》,《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②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 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页。
    随着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定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一研究的理论色彩鲜明地体现在当代社会史定义的构建与反思等方面。以现有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积累若要对当代社会史下一定义很可能要借助于西方理论,而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的吸收和借鉴就构成了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各种流行观点。各种观点学说的争鸣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反省:“ 真正要揭示社会史的学科意义和价值,不能拘泥于定义,或者说主要不能拘泥于‘定义先行’的原则,而应该深入到活跃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追踪其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实相探寻出它的历史必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学科地位。”①这种摒弃“定义先行”,深入当代社会史研究实际的做法,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既然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史则是研究年月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总体史。②这些观点小心翼翼地将当代社会史界定为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剔除了政府和特殊人士,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所受“国家与社会”解释范式的影响。这表面上看来是如何对待社会史及其定义问题,实际上暴露出的更深层次的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如何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须知,当前社会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历史与理论关系所形成的颠倒认识,正是该学科广为诟病的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模式包含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间、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核心概念它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很多学者在积极运用的同时也进行了理性反思。如果能够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整体出发发掘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所掩盖的“多重互动关系”,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模式,同时又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论域”,“而不是简单在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套用一切,用大而化之的框架掩盖论证分析的粗疏无力”。④这至少能够给我们带来如下两点启示:(1)对于西方理论的借鉴,绝非仅仅了解理论本身就能完全运用自如的还需要了解理论的发展演变, 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乃至相关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不仅要了解“毛”还要了解生长出“毛”本身的“皮”。(2)还需要借鉴者对所要研究的中国问题作一番评估,分析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否真正能够适用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而不是简单、机械、生硬地套用。从对当代社会史定义、“国家与社会”研究路径及其理论来源的认识可以看出,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引介、借用到对相关概念的批评反思,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发展的缩影。这种反思的直接表现就是许多学者力避对西方理论简单嫁接,努力从中国历史中提炼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以建构本土化的学术理论,以至“ 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概念”。⑥
    这种要求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本土化”趋向,抑或说是民族化意识的觉醒。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本土化”意识已经成为当前研究者的共识和众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⑦这种理论的自觉反省反映到具体研究实践中,引发对本土化研究路径的探索,从而促进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作了如下的归纳:(1)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2)社会文化研究: 揭示社会精神面貌;(3)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4)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5)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对待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是对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本土化理论”问题的探索性回答。倡导从研究实践中总结和提升社会史的概念, 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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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前言》,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页。
    ②李金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③邓京力:《社会理论与社会史——“国家与社会”理论解释框架的范式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
    ④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 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页。
    ⑤邓宏琴:《走向田野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史林》2008年第6期。
    ⑥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前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⑦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 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