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个案、专题、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史研究与经济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倡导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社会史研究内容的变化,标志着史学研究理念的重要转换。何兹全在讲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发展趋向时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①何兹全所论有三点不应忽视:第一,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标, 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转变。第二,在指导思想方面,如果说此前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话,此后社会史研究则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影响。第三从研究对象看,此前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宏观研究对象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衣食住行想、吃喝拉撒睡等微观研究命题。应该说,指导思想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研究旨趣和研究对象的变化鲜明地体现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抑或说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对这一变化的体验更为敏感。
    21世纪以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重逐渐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旨归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王义祥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从人口、婚姻家庭、社会阶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思想文化、教育体制、社会心理、生活方式、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等领域,详细阐述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可以看作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尝试之作。2007年,李洪河的《新中国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又一尝试, 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作者将“社会置于学术研究的注目中心”②的研究旨趣。2008年高华撰写的《小人物, 大历史》
    一文也可看作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得比较好的文章,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考量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③2010年8月,王瑞芳出版了《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一书逆当前社会史研究的小、微、碎倾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目光集中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上,尤其是集中于土改前后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上”,④在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探索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的“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维护民族团结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等节,宏观视野与微观具体研究相结合,对当代社会史作了催人奋进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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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何兹全:《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23页。
    ②参见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一1959)绪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①参见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323页。
    社会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结合逐渐受到重视,愈益成为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像有的学者将中国当代社会史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归咎于过多依赖“1949年前后形成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导下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的框架”。这种主观上“超越已有的革命史、党史和国史解释体系”的企图,①似乎是想推动当代社会史研究发生研究范式转变但造成孤立的、断片式的微观研究的弊端影晌逐渐凸显。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看,社会史学则试图在克服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使之“既见树木又见森林”。②有学者把这一研究领域称为“经济社会史”。③这似乎又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初涉足的社会经济史领域,似可看作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的回归。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理路,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昭示着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还出现过以社会史的方法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想法。④2011年12月,张静如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在走向深人。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整体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以新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为骨架和脉络将人口家庭、社会组织、阶级阶层等社会主体的变动,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和社会问题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编次论述是宏观社会史编纂的一次有益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张静如还提出,当代社会史与国史在研究对象上的同一性,所不同的仅仅是取舍、重点和结构不同而已。当代社会史各个部分、领域的平衡性与国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生活的点缀性构成了两者最为明显且最为根本的区别。⑤这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与一般意义上的当代社会史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至少在编纂者主观意图上它已经是试图反映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变迁的整体史论著了。这似乎预示着当代社会史研究向唯物史观旨趣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路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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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杨学新主编《起步与拓荒: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4页。
    ②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③侯建新主编《经济一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此后,该杂志每年出版一本在刊登西方经济一社会史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如黄敏兰撰写的《我所经历的陕北农村生活》、卜风贤的《中西灾荒史: 频度及影响之比较》以及齐世荣的《年高校大跃进》等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④郭德宏:《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⑤参见张静如《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