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当代社会史研究对宏观史的疏离和放逐,造成研究中出现许多人为的割裂,消弭了历史意义和价值求索。当代社会史研究往往注重个案分析、调查得出自已的结论,这就增加了造成历史研究中“孤证不信”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更增大了理论提炼和规律抽象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偏向也在产生,这就是只注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卑与经济史的一种背离”这种背离,在笔者看来具体表现为研究中的割裂、单调、狭隘,在研究方法上则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偏执。“亦有学者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生活史以为社会史只应该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表象,把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同宏大历史环境和事件隔绝开来……但如果只满足于罗列或者捡拾一些历史碎片,也决不能触摸到历史的本质。”社会的有机性决定了众多个体研究成果的简单相加并不一定得出对特定时期社会的整体看法。个案真相的求索、考证得出的只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知识之真”(历史事实),而要想真正求得“历史发展之真”(历史规律), 还是必须在宏观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逐渐形成底层与上层史态间的清晰关联”,避免出现“许多个案的、琐碎的研究无关宏旨”,陷人“无意义境”。⑤
    最后,当代社会史研究过多地注重个案的考索,一方面津津乐道于个案事件和区域历史中所透析出的底层权力运作另一方面却又通常排斥对传统政治史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狭隘的乡土情结、自恋倾向。正如社会史中的现代化研究很难避免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历史研究过多地关注地方、民众以及基层政权很难避免基层与中央、民众与政府、局部与整体的对立趋向,这使得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打了折扣。抑或过多地强调历史文化中的异质因素,恐怕对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培养等工作带来负面效应。因而,这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来看当代社会史很难绕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究竟如何?当前政治史挤究领域的基层化、底层化、微观化的研究倾向,以及心理体验和情感价值分析等研究视角事实上也模糊了诸多学者对当代社会史的定义,冲击了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的自信心。
    ④参见张乃和《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兼论历史学分支学科社会史学能否成立》《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⑤一个时期以来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以张村、赵庄、王寨, 以及M村、L村, 乃至用XXX略去具体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来说有特殊意义但对于当代社会史来说却是不足取的。抹杀了历史学个性的研究很可能既得不到历史事实之真, 也丟失了历史现象之丰富多彩。
    ⑥李忠人:《“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姚力《试论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首先,过度社会科学化,导致了许多优秀史学传统丢失,历史学主体地位和本质属性受到冲击。有研究者曾批评社会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尽管当代社会史研究选题和研究视野都大大缩小了,也尽可能地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但仍然很难摆脱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弊端。⑤这种弊端并不完全是社会史研究所固有而是由于过多地依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念、理论与方法将当代社会史生硬肢解所致。这种过度社会化的倾向过多地强调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借鉴理论与方法,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特定的时空领域和历史场景,甚至改变了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原本属于史学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方式。⑥而忽略了历史中所蕴含着的生命气质,也就得不到历史的精神实质仅仅解剖社会的躯体则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初衷。须知历史是生命的,是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有机统一。这也正是时下学者倡导的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加强生命叙事、情感体验、价值考索的重要原因所在。⑦
    ②王瑞芳:《土地制度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⑧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目录页。
    【作者简介】曹小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曹守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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