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广泛接触过写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写本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一问题上，作者多补前人所阙。如由于用敦煌写本补《全唐诗》的影响，敦煌诗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类诗的方法归类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诗歌的内在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写原则。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然而最近发现的俄藏Дx.3865是紧接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自己的诗集。如果不直接阅读文书原件，特别是全面掌握文书资料，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作者进而指出：“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77页。）作者认为，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当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此书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从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为今后四部书整理工作的典范。
    敦煌学自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今人的研究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深入。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鉴于中国已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偏于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了外国同行的贡献，作者在法国戴仁教授《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础上，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欧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所作之贡献，以及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学学术史作准备。作者强调，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作者又专辟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学术走向。作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特征时指出，敦煌学人只有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敦煌学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开展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术的进步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性的总结仍然是今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准绳。就日本学者而言，他们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在涉及范围上虽不及中国学者广泛，但在某些领域，如佛教典籍、道教史、唐史、非汉语文献，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作者以2000年《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号所发表的百桥明惠、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四人的文章为例，指出“面对一个个富有实力的日本敦煌学中坚，特别是他们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成果时，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敦煌学在日本’这句激励过许多中国学者奋发上进的话语”。（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91页。）
    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并非简单地胪列前人众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以期在前人基础上对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由于作者对多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因此多能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如作者在总结归义军史研究的状况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归义军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讨。作者爬梳过有关的汉藏文书，撰有《通颊考》，（注：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44页。）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同时敏锐指出“目前，在敦煌历史研究中，最有潜力而且也是最难的研究课题，就是吐蕃统治敦煌问题，希望有年轻的学者把这项研究深入下去。”（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32页。）近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44页。）作者还指出“经过语言学家多年的努力，现在大多数于阗语的文献已经解读，但是还有不少译自汉语佛典的于阗语文献没有比定，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没有圆满地翻译出来。这些材料主要是属于十世纪的文献，与沙州归义军的汉文文书可以互相发明，因此还有待深入研究。”（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80页。）以上诸例，皆为作者深入研究之后的学术心得。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作者之重点在“导”不在“评”，即引导后来者如何在材料占有和问题深入上去超越前贤。诸如此类金针度人的提点于本书中随处可见。在后论中，作者则集中从中古时代的宗教史、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四方面，对新时代的敦煌学进行了学术展望。
    在敦煌文献流传过程中，一些文物商人为牟取暴利，仿造敦煌卷子，为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不便。近年来，一些来历不明的敦煌写本小收集品陆续发表，辨别其中的伪本遂成为敦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荣先生多年关注敦煌写本辨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相继发表了《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注：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2年，第19-34页；英文缩写本‘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inese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1.1,May 1996,pp.5-14；又见荣新江《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65-102页。）、《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注：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第103-146页。）、《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注：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第205-216页。）等文章。在本书中，作者以李盛铎藏卷为例，提出判断写本真伪需弄清清末民国历史与相关人物事迹、藏卷的来历、文书的格式等几个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要判别一个写卷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有价值的写本，也不能把学术研究建立在伪卷基础之上。”（注：《敦煌学十八讲》，第364页。）是其辨别敦煌写本真伪的经验总结，实已成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当然，本书之特色不独体现在以上诸方面。作者对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敦煌资料的性质等都提出了个人看法，亦值得学界重视。在参考文献中，作者列出一些代表性的敦煌学论著，并给以简单解说，极便初学者参考，亦非可有可无之举。凡此种种，恕不一一列举。总的来说，作者全面阅读过敦煌写本原件，又充分参考了百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尤其重视对新近研究成果的吸收，所以本书不但为初学者入门的佳作，对敦煌学学者来说也不乏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