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飞跃，有赖于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革故鼎新。张岂之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中，把近代中国史学方法体系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以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近代考证方法，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方法和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方法[1]（P225-253）。然而，在历史的车轮早已轧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中西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都已脱胎换骨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史学方法体系可否应该重建？是否已到了产生“第四种体系”的时候？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和结构模式又可能是什么样子？本文试图结合“三大个案”予以探讨。
    一、理论前提
    史学方法体系是史学方法论的主体内容。它通过一系列史学方法集合的研究，弄清各种史学方法的背景、内涵、性质、作用、优劣、使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历史研究提供规律性的思维工具和技术手段。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巴勒克拉夫认为：当代史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力量是一般性概念和方法的应用与完善”[2]（P147）。亦即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变革乃至重建。它不单是历史研究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使然。
    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在历史学领域则集中体现于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陈启能先生认为，所谓“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看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虑”[3]。它的变革应该成为史学方法体系重建的理论前提。这是因为，“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以作用其研究客体，同他对历史的内容以及历史学基本属性的理解息息相关。将人类历史（文明史）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把人类历史看作除阶级斗争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内容，对史学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便会有所不同。把历史学仅视为史料学，目的在求得历史事实的复原，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目的在获得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以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便会采取相异的史学方法，并产生出对这些不同史学方法的理解和探索。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还同他对史学与历史及现实关系看法的不同相联系。”[4]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史学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要经历了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大巨变。“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思想理论支柱”，“如理性、民主、人权、自由、科学和历史的观念”[5]等。它的“意义是指理性和科学战胜了圣经、传统和习俗”[6]。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首先兴起于文学艺术领域，到80年代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代表人物有福柯、德里达、李欧塔等。他们“怀疑乐观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肯定性描述，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文字和文本的单义性，人自身的统一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7]。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则改变了传统历史学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解，即不再承认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有规律可循的连续过程；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认为时间不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直线；历史学所依据的史料可以有多种解释，文献只反映语言内部规则，不能通过文本发现历史真相；历史知识背后隐藏着权力；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恢复历史真相和发现真理，而是探寻历史学家怎样制造了“真理效果”。
    尽管目前人们对“后现代主义”褒贬不一，但它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迪作用，是不容低估的[8]。至少“后现代主义”者那种不陶醉于自己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就足以值得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认真借鉴。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尚有懈可击的话，那么一种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更为进步的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对我国史学理论的直接借鉴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既批判传统史学，又没有矫枉过正。它们不但没有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且还为了科学性而大力提倡并实践了跨学科方法。至于它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及“新叙事史”的兴起，则属于其自身的调整、转型[5]。正是这种批评和调整，使许多新史学家“努力寻求扩大史家认识潜能的方法，思考如何把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更好地与对它们的解释相结合。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积极地进行中。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9]。
    事实上，西方史学新观念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从未间断过。有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三次引入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中[10]，“没有进化论，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11]。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12]。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余年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其现状，无疑是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13]。正是这20年里，才初步建立了史学理论学科，摆脱了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的桎梏，对历史理论问题重新作了探索，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新见解，还掀起过史学方法、历史认识论的讨论热潮。尤其是对于历史学性质的认识有重大进步，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至少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注：请参见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李洪岩：《历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刘爽：《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兼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朱卫斌：《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曹基础：《历史学与文学的交汇点》，《华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赵兴彬：《历史学的本质特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泰安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周振鹤：《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这表明我国的史学观念在整体上已不再顽固不化，中国史学界再也不可能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变革下固步自封，我行我素。这无疑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创造了必要前提。